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

非法经营罪是由1979年颁布的《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分解而来,并且被列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其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即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其表述涵盖广泛,从而使它在避免刑罚处罚空隙、充分发挥刑法的保护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确地采纳法律解释的方法规范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是协调兜底条款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必要途径。笔者在本文中,将结合一起亲身经办的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案件,对该条款的理论内涵及司法适用问题发表一些学理见解。     

从弑童案看刑法的社会机能

刑法机能包括本体意义上的规制机能和价值意义上的社会机能。刑法的社会机能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与规制机能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近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惨案凸显了当前我国刑法社会机能不彰的现实。弑童案发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非均衡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失范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不能过分依赖刑法的规制机能。当前,鉴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法律实践中人权保障不够充分的现实,刑法社会机能的定位应当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并重。     

空白罪状并不妨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实现

人权保障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而罪刑法定之人权保障的要义在于法律的专属性和明确性。空白罪状在刑法已将罪刑关系确定之后,指示参照其他法律法规来补充适用,并未违背刑事立法权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的民主、法治原则,并不妨碍人权的实现。罪刑法定之明确性是相对的明确,空白罪状之“空白”有明确的授权和范围界限,人们据此可预测自己的行为范围,知悉自己的权利界限,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论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和威胁

强迫交易罪的暴力、威胁的认定应以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平衡刑法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为标准,对暴力程度、威胁程度、暴力对象和威胁对象进行综合评判。     

论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其价值是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的双重目的.刑罚轻缓化的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刑法谦抑性理念的本土化探究

刑法谦抑性理念内发于刑法法益保护和人权保护机能谐和,融括了限缩、补充、经济和轻刑的基本理念。着眼于此,以本土化的视角探究刑法谦抑性的理念的价值内涵、适用土壤以及建构路径,有助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     

中国刑法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

一、静态存在的民族刑法现行刑法是一部兼重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的刑法。静态存在的民族刑法包括刑法总则关于少数民族之变通规定和刑法分则关于少数民族的若干规定。从总则来看,关于刑法之变通规定存在两处:一是总则规定刑法适用效力范围上,少数民族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部分地不适用刑法规定。即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根据本条规定,不论犯罪人是我国公民或外国人,也不论被侵害的是我国利益或外国利益,只要是在我国…     

我国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死刑的存废日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人权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我国立法中,死刑罪名繁多,死刑适用泛滥,死刑适用正当程序不健全等弊端并存于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我国在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而保留了死刑的前提下,对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的相关问韪应在在刑法规范和刑事诉讼法规范中予以规定。     

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提倡——与刑法谦抑性比较的抉择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公民个人人权和全体公民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的紧急避险。刑法不得已原则倡扬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彰显对民意的遵从,并将常识、常理、常情一以贯之,较刑法谦抑性而言,具有主权在民,宽严有度,标准明确的优势。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指引刑事立法。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考量刑事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契合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确保了刑法适用的紧迫必要,充分凸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积极践行能够裨益于刑事法治进程。     

正当防卫制度修正与有关理论升华问题

“97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较大幅度修正 ,特别是特别防卫权的设置 ,改变了传统的立法格局 ,初步体现了刑法的社会秩序防卫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并重的使命 ,但个别地方的立法疏漏引发了学界的纷争 ,某些理论分歧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升华     

国际人权法与中国刑法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成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我国已签署、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并且,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内容.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国家承担的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游戏网络直播的著作权属性

游戏直播是以游戏画面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直播行为,当游戏画面构成作品时,直播行为应受游戏画面著作权的调整。在现行《著作权法》下,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都不能调整游戏直播行为,著作权兜底条款成为唯一选择。兜底条款的适用要节制,只在达到条件以后方可适用。未来修订立法要把握规律,彰显传播类权利的重要性,但不必设立向公众传播权,更不能采用"大传播权"模式。应修改广播权的定义,将游戏直播行为纳入调整范围。对新作品的使用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应尽量适用法定著作权,减少兜底条款的适用频率。     

论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的价值

英美法国家在刑法中适用严格责任,对打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保护环境,我国应在环境刑法中适用严格责任。严格责任适用于环境刑法有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从而提高人权保护水平;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有利于降低控方的举证责任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成本;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从而有效地遏制环境犯罪。     

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刑法不能缺少科学性,缺少科学性的刑法,其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就无法达到,其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机能也无从实现。如果说自由与正义是刑法的灵魂,那么科学就是刑法的生命。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科学技术逐渐被应用于犯罪活动中,为适应这种犯罪状况之惩罚需要,刑法的创制也必须以科学性为原则。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第6条明确将科学性作为一项     

非法经营罪司法扩张之检视与反思

当前我国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法对客观行为的罪状描述采用列举和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弊端,即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化趋势,与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旨意渐行渐远,逐渐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对本罪的扩张进行合理地限制。     

提前介入:磨合期已过

近年来国家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修订，最具进步意义的是从指导思想上强化了刑事立法由强调社会保障机能向人权保障机能的转变。律师得以介入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诉讼活动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正是这一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经过新《刑事诉...     

作为非正式刑法法源的习惯法

刑法法源是指直接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各种刑法规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法官裁判刑事案件的根据。根据法官在刑事案件裁判中是否能够直接援引,刑法法源可以分为正式刑法法源和非正式刑法法源两类。正式刑法法源是法官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根据,在我国体现为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三种形式;非正式刑法法源则不能直接被法官援引,包括习惯法、判例、学理等。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排斥习惯法成为正式刑法法源是基本共识,但刑法学界也普遍承认习惯法作为非正式刑法法源,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判断中可以起到解释作用,在量刑环节可以排除或减轻行为人刑事责任,进而有助于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     

宪法制约刑法的据理分析与价值建构

刑法乃规定犯罪与刑罚之法律。良好的刑法,既是保障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一般国民权利的大宪章。宪法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必然对刑法作原则性规范。宪法制约刑法,有刑法宪法化和宪法刑法化两种基本模式,我国实行宪法刑法化模式。我国宪法自1982年通过以来,30年的发展过程中几经修订,体现出市场导向、法治导向和人权导向等基本价值取向。当下,社会转型日趋激烈,时代法治精神不断强化,为此,直接关涉公民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刑法应遵照宪法并不断革新,以严格贯彻罪刑法定,提升刑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水平。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论刑法中的法律拟制

法律拟制是一种立法活动,但不同于一般的立法活动,具有创造性、法定性、非普适性和构成性。法律拟制是法益保护思想的直接产物,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刑法的首要目的正是法益保护,这是法律拟制正当性的根据。一切刑法问题都围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两个机能展开,法律拟制也不例外。只有两者平衡,才能保证法律拟制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