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传媒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以河南省息县街西村为个案

在中国社会的信息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现代传媒的介入,开始对乡村政治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个案村的实证分析,指出了现代传媒对于农民政治意识、政治参与、政治信任以及个人权威的影响,从而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现代传媒与乡村政治间的关系。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正向建构——乡村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与契约意识的强化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国家对乡村社会拥有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从1980年代推行的村民选举制度,通过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村民选举的实践,逐渐实现了农民的有限自治。村民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成果,它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促进了乡村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精神,进而使乡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在新的乡村政治环境下,民意成为乡村政治的精神基础,协商成为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诚信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探讨

在乡村社会,农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乡村治理必须以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而乡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又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度息息相关。农民利益的实现需要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发展的目标是趋向乡村"善治",于是"善治"理念便对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出了具体要求。     

基层人大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开拓民间法的政治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内的分权通过市场经济而迅速扩展开来,为我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使我国的政治形态[2]和治理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出现了新的互动[3],社会公共力量在逐步成长。本文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试对当前基层人大建设存在的问题予以讨论。一、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层人大:困境与转变1.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难题纵观近现代以来乡村社会治理的变迁[4],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向下延伸来进行的,其结果是…     

乡村政治发展中的新课题与求解方略

乡村政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塔座,是我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基础。我国乡村政治在经历几次重大变化后,现在正朝社会多元方向发展。在新的发展进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我们必须从总体策略上、目标模式上、具体措施上进行科学求解。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研究:历史与趋势

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而遍及乡村社会的基层市场一度成为了研究乡土世界的逻辑起点。对基层市场的研究,学界在其形成演变、结构体系、性质功能、与乡村社会的关联乃至区域市场等领域都结出了丰硕之果。当下的基层市场研究存在有待拓展的新领域寻求市场体系与乡村治理体制转型的契合,呈现国家权力向社会和民间转移的图景,重构国家整合与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耦合机制。     

走向乡村善治:改善我国乡村治理之多维理论考察

乡村治理的完善程度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深刻意义,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①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与乡村民主政治

“村治”是当前乡村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然而“村治”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一方面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政治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政治需求和政治理性。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体现了他们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理性、魄力和勇气。由此,至少说明农民的素质不会阻碍乡村民主政治的实施。     

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缺乏官民充分沟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是村民分享政治生活、集体抵御国家权力渗透的公共领域。宗族成长、植根于乡土中国、适应中国乡民的传统习俗，改造乡村必先改造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宗族死灰复燃的情况下，研究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更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个体化造成乡村社会的情感基础更迭、情感内聚消解和情感边界收缩,具体表现为信任伦理感知弱化、公共精神流失以及福利资源再生产受限,这些社会情感问题亦蕴含社会再整合的需求转向。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根植于传统乡村情感资源,融契于现代乡村情感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现代性方式。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山东省R市C镇“3+10”制度的考察

党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党领乡村治理机制，每一种党领乡村治理机制都是党组织基于不同时代发展要求对领导乡村治理具体实践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在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更加突出政治引领统合、价值观塑造与培育统合、治理网络支撑的这一新机制是新时代的“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动员、吸纳、统领机制基础上，通过政治引领统合、价值引领统合、治理网络统合强化党组织对乡村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制。“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将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轴，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构建了新型乡村社会有机团结机制，凝聚合力推动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

本文从土地制度着手 ,从人地关系、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乡村社会的权力权威格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之间关系 ,认为土地制度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时有起伏 ,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 ,它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

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得以实现，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统合能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利益整合和价值塑造。“政党统领社会”分析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生动呈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传统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性回应，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取得成就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认识。     

政治信任: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以仲村“5·31”事件为个案

发展以稳定为前提,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在政治信任式微之际,熟人社会的信任在解决乡村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熟人社会的信任对于解决大规模群体性冲突则显示其功能性不足,因此,建构农村政治信任是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现代人、民治与乡村治理——基于中国政治社会转型视角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终点是"民治",那么以权利义务观念明晰的"现代人"作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无疑是乡村治理着眼于长远的谋篇布局。而针对当下管控行政的权威危机与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乏力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只有实现两者的外在平衡,使两者真正内在融合,才能真正发挥自治的作用、改善乡村治理实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     

国民革命运动与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国民革命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中国重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民政府通过建设中央政权、肃清地方割据势力、建立农村基层新政权、实行军队国家化、扶助农工等措施,初步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的整合,从而大大加快了重建现代民族国家、重新奠定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多民族国家整合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党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中心,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型力量。而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政治整合实践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促进了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实现,有效地保证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西南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民族调查和识别、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主协商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等多种方式和措施,为顺利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话语体系、治理结构、价值理念与制度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