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家法族规与国家法的冲突

明清时期是家法族规蓬勃发展的时期,其内容和形式均趋于成熟,并大多获官方支持,成为古代家法族规发展的典型时期,具有代表性。本文即以明清时期家族法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家法族规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     

明清时期家法族规与国家法的互动

明清时期是家法族规蓬勃发展的时期，其内容和形式均趋于成熟，并大多获得官方支持，成为古代家法族规发展的典型时期，具有代表性。本文即以明清时期家族法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家法族规与国家法的互动。     

明清时期的行会制度初探

在说到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时,行会是一个不可不谈论的话题。行会在中国古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商业社会的整体秩序,正是由行会来帮助建立并维持的。因此,本文笔者就是从明清时期行会制度的两个方面,即行会对内部的管理以及行会与政府间的关系,进行论述。     

浅谈家族主义法的发展与影响

家族主义法是中国封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家族内部成员等级制度,强调家族连带责任的行为规范,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统治秩序的稳定.本文从家族主义法的发展和对封建法律的影响两方面对家族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中国古代家法与国法的相关性探析

中国古代家法与国法的相关性探析张佩国刘立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有两个价值核心，即“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分别反映了人与自然、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家国同构的文化价值原则，其基...     

论明清的家法族规

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法族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稳定基层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本文首先论证了明清封建统治者大力支持家法族规的强化措施,并就明清家法族规中有关刑事和民事法律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作者认为:在明清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强化下,家法族规高度发展并达鼎盛,致使明清时期的家法族规法律化,成为封建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维护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再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田宅、奴婢卖买契约为中心

由唐代有关卖买契约的令文及有关律文规定,可见当时卖买契约与国家法律的基本关系。唐代卖买契约,基本是依照法律令进行的程序和活动,是在法律指导下形成的秩序。在此方面,古代契约活动的依据,主要为国家法,而非所谓民间法。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主义

法律社会学派认为法是由一组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构成的,不但包括国家法,还包括日常生活规则等等行为规范,即认为法律是多元的;同时认为法律是在人们法律观念支配下实施的社会行为,即认为法律是行动中的法。本文试图以法律社会学派理论为指导,从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过程来分析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化现象实质。一、多元的法概念中国古代法观念包括“人情”、“天理”、“国法”三个部分。其中人情乃人之常情。天理乃“伦理纲常”。国法,即当权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在这三者中,以人情最重要,天理次之,国法排在最后。只有情理法结合起来,…     

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以亲、邻优先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 ,滥觞于中唐 ,于宋、元形成制度 ,至明、清则融于交易习惯和家法族规。该项制度的产生 ,主要是受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维护宗法家族利益精神的影响 ,也与维护乡党利益、处理相邻关系及其些赋役征发的法例和习惯等因素有关。该项制度与中国古代国情基本相适应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

家族作为中国古代宗法血缘组织的基本细胞,虽然并没有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且因其地缘和血缘的个体差异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国家制定法的框架边缘,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基本治理原则与国家制定法的一致。从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普遍建立,家法族规的制定也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家法族规以习惯和伦理为准则,与国家法一起维护着宋代社会的正常运行,并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国家法的有效补充。同时由于与基层人民靠得最近,可以最快地反馈来自底层的消息,故就其本质来说有利于宋代社会基层政治的稳定,值得我们今天从中找到合理的借鉴。     

“道”与自然法思想的比较与研究

由于东西方之间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因而造成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未必完全相同的法律智慧。自然法反映了西方人对某种永恒正义的信仰,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产生了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但是历史发展结果截然不同,分别在东西方形成了人治和法治的传统。本文指出研究中西方古代＂自然法＂思想是中国法制进程的必然要求,现代中国在大量吸收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同时应从中国古代道家法自然思想中汲取营养,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法律多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

法律多元理论是西方法律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引入中国后,对中国的民间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律多元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不对国家法/非国家法作二元对立的分析,而是强调在具体场景中对二者复杂互动关系的具体观察。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经典的国家法/非国家研究中二元论的限制,将中国有关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关系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论古代中国家族司法

家族司法是古代中国法制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要认识这一独特现象 ,需要从其存在的原因、司法的主客体关系、运行的机制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古代中国家族司法具有两面性 :其积极作用是有效地调整了基层社会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而其消极影响是窒息了人们的诉讼意识。     

论家族法中的惩罚办法

家族法由家法、族规两部分组成。家法约束的对象为尚未分家的同一家庭的成员,有时还包括隶属于这一家庭的奴婢等人。族规主要约束同一宗族的族人,通常不涉及族中各家庭分别占有的奴婢人等。由于家长可任意处罚奴婢,因而成文的家族法中所规定的惩罚办法主要适用于本家庭或本宗族的成员。至于家长对奴婢的恣意惩处,诸如《红楼梦》中酒后胡言的奴仆所受的马粪塞嘴之罚,尚不属于家族法惩罚办法的范围。     

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的法理阐释及实现路径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界线,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历程。法治反腐不能仅依靠国法,因为法的空缺性决定其腐败预防的不及时性及腐败治理的不全面性;而法的开放结构,又为国法接纳党纪,共同服务于法治反腐实践奠定了法理根基。在坚持法治反腐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反腐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党纪资源优势,促进"纪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法治反腐意义上,党纪与国法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因此,不论是强调"党纪高于国法"还是认为"国法高于党纪",都是伪命题。正确发挥党纪与国法在法治反腐中的功能,就必须要以两者为基本素材,构建体系化的法治反腐规则。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思想基础及特点分析

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在世界法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体现。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制度与环境相适应．古代中国法律体现了这点．作为法律制度一部分、对于事实的认定、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制度也是如此。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在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古代哲学、伦理观念、心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这与中国古代对人的重视、以儒家为主导的哲学观念、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家法宗族的统治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法的"一统性"与"多层次"之分析--兼论中国传统法研究中应慎重使用"民间法"一词

中国传统法自秦玉朝后,与高度统一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呈现出"一统"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律"的制定、执行和礼的价值观(法的精神)方面.在"一统"的前提下,传统法按其效力范围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其表现为古代社会中礼与法的多种形式.如礼所包含的朝廷的纲纪、社会等级、家法族规等;法所包含的朝廷各部门的规章、地方政府的宪规章程以至政府认可的乡规民约.鉴于中国传统法的产生背景及特征,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中使用"民间法"一词,即扭曲了西方社会学法学派有关"民间法"的定义,又不符合中国传统法的客观实际.     

公司内部制度效力研究

公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制度也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愈益重要的一脉,并深嵌于法治的框架之下,同国家法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突破了传统法社会学提出的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的二元结构论。公司内部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源于国家法治尊重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认可其作为社会正式规则系统中的合法部分在自身范围内有效,公共利益原则又使得现代公司内部制度受到国家法的调处,从而平衡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具有司法效力而为法院所采信,同时它本身又如同国家法一样应当具备规范的效力层次体系。     

论船旗国法

论船旗国法王国华旗国法是指航空器或船舶旗帜所属国家的法律，常被用来解决船舶和飞行器在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旗国法作为一个系属公式，可能没有属人法、侵权行为地法等系属公式那么重要，但在以船舶为中心的海事法律关系中，船旗国法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曹彬缓事不屈法

天理、国法、人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非常受重视，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被充分考虑。在司法审判中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协调，是所有司法官的一致追求，相关案例在历史中屡见不鲜，北宋曹彬为新妇缓刑一案就是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