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定案时,必须有其他证据对之加以证实以增强其证明力的一种证据运用规则.它要求对特定证据,即证明力薄弱的证据进行“补强”,否则不能直接定案.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保留了该规则,并进行了完善.但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构建框架还比较粗略,尚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对我国证据规则的理论体系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定罪标准的操作性解释——兼评对定罪标准的三种误读

新定罪标准是一个价值追求、评价对象多元的标准体系,既包含了针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标准,也包括了针对作为整体之证据体系的证明力标准。证据能力标准是由庞杂的证据能力规则编织而成的一张刚性的网,而证明力标准则是蕴含了客观证据与人的主观因素之互动的弹性标准。定罪标准是以由单个证据评价到整体评价,由刚性评价到弹性评价为内在逻辑的多层次体系。刑事证据法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价值多元和自由证明原则是妥当解释新定罪标准的两个基点,对于这两点的无视、否认或认识不清,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对定罪标准的单一化、客观化、扁平化误读之根本原因。     

出庭公诉的举证范围、原则及方式

刑事证据立法应为公诉方规定一个明确的举证范围 ,使不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被排除在庭审之外。同时 ,公诉方应围绕自己的控诉主张设置举证原则和举证方式 ,以顺利实现公诉的目的。     

刑事诉讼中数码照片的证明力与证据收集规则

数码摄影技术的发展使数码照片已基本替代传统的银盐照片而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广泛应用,由于影像记录方式的内隐性和易修改性致使人们对数码照片的证明力产生了质疑.本文从数码照片的证据技术特点出发,在明确数码照片的证据资格与证据价值基础上,以数码照片证明力为核心,对刑事诉讼中数码照片的证据收集规则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刑事传闻规则引入的制度障碍及其破解

刑事传闻规则作为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一项证据规则,对于发现真实、保障被告权利具有重大作用。我国要引入刑事传闻规则需对相关配套制度进行改革。卷宗移送制度上需要采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庭前准备程序需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争点整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认定次序需要理清,刑事诉讼标的必须限缩。     

共同被告人陈述的若干证据问题

共同被告人陈述包括共犯陈述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因此不受口供补强规则的规制.但鉴于共同被告人陈述的证明力特点介于口供和证人证言之间,尤其是共犯陈述在证明力上类似口供,因此应参考口供补强规则为其设置相应的证明力规则.在证据能力上,只有经过被告人本人质证的共同被告人陈述,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可以通过在合并审理中增设"共同被告人质证"环节或通过分离审理实现.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导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的规范性规定。证据规则的出发点是认为司法证明活动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完善性 ,因此法律必须规定在可能出现错误的地方浪费某些证据 ,也不要乱用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用六节三十二条的篇幅对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 ,但证据规则只有一个粗略框架。目前我国主要的证据规则有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 ,亟需建立的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特权规则等     

论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方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悄然走进刑事诉讼领域。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已对刑事电子证据制度作出了初步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文章从电子证据的归属、收集和证明力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方向。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 ,我国最好采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立法模式 ;但是考虑到司法实务和立法技术等具体问题 ,分别制定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次佳”选择。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思路。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该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两大部分。根据刑事证据立法的趋势 ,犯罪侦查观念应做如下转变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     

刑事诉讼中图像电子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

在日常生活和刑事侦查、刑事审判中,电子形式的图像证据已经成为主流,因而应对这种与传统图像证据截然不同的新兴证据形态,必须从证据规则、证明过程等角度进行全新的探索。图像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为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明的理论提供了新鲜的内容。     

论确立“证据中性规则”的理由及其价值

物证中心规则和口供中心规则都属于证据中心规则中的一种,都带有证据中心规则的先天缺陷,即在接触案件之前就已对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作了事先预断,进而在办案过程中围绕着这种预断去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往往会发生错误,同时极易诱发刑讯逼供.此外,靠证据中心规则的自身嬗变,是很难克服其固有缺陷的,因此,只有建立一种新证据规则,才能克服证据中心规则的固有缺陷,这种新的证据规则就是证据中性规则.证据中性规则不承认证据的预断效力,主张任何证据的证明力,在接触案件之前都是不定的.     

口供补强规则初探

口供补强证据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同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明力,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口供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规则之一,其既能有效的防止偏重口供,又能弥补口供的证明力不足,排斥虚假的口供。口供补强规则有三个主要特征：对口供证明力的限制,而不是限制口供的证据能力;仅适用于口供,而不适用于其他证据形式;约束控诉方和审判方,而不涉及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由口供补强证据的对象、范围和证明标准三方面构成。根据口供补强规则,被告人的口供不得成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必须经由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后,法官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刑事电子证据规则研究

基于刑事电子证据本身的特点,使用刑事电子证据应遵循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靠性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正确适用这四个规则对完善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意义重大。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之确立与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以及新近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对于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价值分析入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具体内容,从排除证据之范围、举证责任之分配以及排除程序之设置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落实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建议。     

两大法系证据规则比较及启示

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基础,作为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准则的证据规则在诉讼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证据法理论研究及立法工作均相当发达.英美法系以证据法典或单行证据法规的形式,对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大陆法系各国也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章节及部分实体法中规定了一些有关证据取舍的规则.尽管两大法系证据法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立法思路、技术及若干具体规则上均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些共性反映了证据立法的通行原则和技术.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内容简略、未成体系等缺陷,可借鉴国外证据立法的经验,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对证据采信的一般规则、取证、质证及证明力等方面的规则进行充实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侦查困境化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意在提高刑事证据规范性的同时,倒逼刑事办案质量提高。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基于现实考量,侦查人员对这一规则的应对策略并不积极:一方面,尽量不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一方面,对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非法证据"尽可能地争取保留。由此,出现刑事案件"有案不破"和非法证据排除"有令不行"双重困境现象。对此可以通过转变思想观念、改革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监督考核等举措,化解侦查困境,清除非法证据排除运行障碍,确保制度有效落实。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配套机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必然。但只仅仅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在立足于国情、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     

论刑事品格证据规则之构建

刑事品格证据规则因刑事案件证明的高标准以及立法者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格外关注而较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更为复杂。该规则应对品质证据和性格证据以及非品格证据之习惯证据作出区分并重点规定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刑事被告人辩护和控诉方提出不良品格证据两方面的例外。其他规则包括普通证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原则允许与例外以及刑事被害人品格证据原则排除与例外。     

腐败案件中“一对一”案件的口供运用

＂一对一＂证据,指的是在腐败犯罪的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互相对立的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证明力相矛盾的证据现象,具有证明力不稳定、＂延伸＂或＂再生＂证据明显等特点,带来了一些证明困境,可通过建立补强证据规则、自白任意规则、强化间接证据、构建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制度等措施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