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之观察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如果制定法律的全过程是尽可能透明和公开，公众参与其中并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公众不仅会对法律抱有真正的敬畏，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与法律由此产生良性的互动，从而有助于良好的法治生态的培育与生长。纵观近年来地方人大立法工作，全民参与讨论，公众的智慧得到最大可能的吸纳，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亮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生态文明法治基本原则的凝练与展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法治建设明确了生态化方向,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基本指引,从中总结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法律制度联结起来。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反映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另一方面为生态文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提供明确的指引。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并参考学理上总结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法治的环境公平、绿色发展、风险防范和公众参与原则。环境公平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人与人关系协调的保障;绿色发展和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两项要求,分别从发展的限定和风险的防范两个角度为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公众参与是彰显人之主体性的基本方式,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浅析中国法治的艰难——以法律意识的现状为视角

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在全体公众心中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增强公众的权利意识,加强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端正司法人员的法律观念。     

法治认同培育的理性逻辑

法治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需要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并把这种理性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自身的行为选择和具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社会群际关系是培育法治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法治整体化范畴的认知和社会性自我归类意识的培育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关键所在,培育人们的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思维与法治观念和理性的法治行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实践展开方式。     

理工类高校研究生法治观培育研究

研究生的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极强的工作,而法治教育作为其中最为基础和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对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相对于人文、艺术类专业的研究生,理工类高校研究生所接触的人文熏陶相对较少,因此在法治观念方面稍显薄弱.本文在分析理工类高校研究生法治观培育重要性的基础上,就如何有效开展理工类高校研究生法制观培育工作提出了一些思路与对策,以供参考.     

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

公众参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道,构成中国现代民主的基本模式。在行政法治领域,公众参与对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公正行使职权,防止滥权和腐败,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侵权和歧视,对于推进公民自治,培育公民社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众参与制民主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有关推进公众参与与建立、健全行政法治和宪政关系的经验教训。然后文章研究了公众参与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和可能的风险,法律对之加以规范和保障的必要性与途径。文章最后探讨了公众参与制民主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发展的趋势和对行政法治与宪政重构的影响。     

浅析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而民主政治则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民主与法治相互促进,公众参与和行政法治互相依赖.本文拟通过分析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对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提出完善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对策、建议.     

公众认同、诱导观念与确立忠诚──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基础观念的批判性重塑

公众认同、诱导观念与确立忠诚──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基础观念的批判性重塑周光权序说：视角转换之意义法治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法治现代化自然就成了当下中国一个极富魅力的学术话题。因为“‘现代主义’概念本身作为一种很有意义的理论范畴或许会遭到许多经典理...     

从“禁限摩”看我国行政法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各地的"禁限摩"举措反映出行政合法性和适用上的不足、行政目的的偏离、对行政权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缺陷以及行政法治的程序缺失.要从根本上避免类似情形的发生,就必须树立行政程序法治的观念,强调公众对行政的参与,确保行政公正理性地作出.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指导性理念——以社会心理学为视角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论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不仅仅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更是司法者与公众、检察院与社会、法治文明与世俗文化的一种系统互动;从认知、态度、价值观三个阶段,阐释检察机关如何通过“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逐步引导、培育公众的文明素养和法治意识,并最终升华为全社会的...     

公私法协动视野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构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涉及私法与公法的协动。从比较法来看,私法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作用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依托既有权利(如所有权、健康权等)受侵害,扩张损害概念,从责任范围层面涵盖生态利益;二是创设环境权或环境秩序权,从责任成立层面涵盖生态利益。两种进路的背后反映了对于公私法关系的不同认识,前者认为公法、私法并行救济,后者则认为私法救济优先。我国环境法学说传统上采第二种进路,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和“民法典草案”则有采扩张损害概念的整合进路的趋势。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实践仍存在体系上的龃龉。应当贯彻扩张损害的思路,在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在责任范围中考虑生态利益。在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具体考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能否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则。     

中国环境法治的历史、现状与走向——中国环境法治30年之评析

1978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环境守法、环境参与和环境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7年国家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走向法治化的轨道。目前，无论是从环节上，还是从整体的判断指标上分析，或者从实效上评估，都说明中国的环境法制架构已经基本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要求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法治工作正在完善之中。完善的措施既包括立法完善工作，还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参与和监督环节的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工作。     

论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几个问题

贯彻"十八大"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将1989年《环境保护法》修改成对我国今后环境资源生态保护工作具有基础指导作用、长期引导作用、全面激励作用的综合性法律、政策性法律。修改后的法律应该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国家"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突出位置、具有生态法特征的综合性法律;应该申明、宣示和规定环境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环境权利和义务,公民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明确政府的环境责任,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制;规定基本的环境法律制度和重要的环境法律措施,规定政策环境影响评价。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信息公示的法理分析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作为卫生部监督管理餐饮服务行业和公共场所的一项重要举措已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个具体着眼点。量化分级管理的信息公示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监管方法,有着其坚实的法理基础。本文从量化分级管理的信息公示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入手,从主权在民和公民知情权这两个重要理论方面分析量化分级信息公示的法理内涵,为加快建立诚信社会,落实我国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做贡献。     

公共危机处置：从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的运转

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既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法治社会研究的时代课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实践模式就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的现状,应当从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的现实需要,通过公共危机处置的变革来拓展战术模式的范围,确定公共危机处置原则,建构技术与战术有机结合的公共危机处置模式,重塑公共危机处置程序,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配套制度,以实现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平衡,并推动其公法体系和理论体系从以强制性行政管理为主旨的传统模式向以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为核心的现代模式的积极转变。     

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机制之衔接研究

围绕着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我国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为公共利益提供全面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机制之间应如何衔接的难题。衔接规则的缺失会引发不同机制功能重叠、相关主体角色错位、权责不明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功效的发挥。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多维衔接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本质上是行政权能和司法权能的优化配置问题。基于二者的权限划分与功能定位,结合我国实践和域外经验考察,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应当遵循"行政救济优先于司法救济"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通过明确政府索赔权的适用范围,确立行政执法的优先性;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的前置条件,确立行政救济的优先性;通过完善具体的诉讼程序规则,确立"先行后民"的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模式。     

生态哲学视阈下治安价值的冲突与整合

要想从根本上改善社会治安环境,提高治安效益,就必须从二元哲学向生态哲学的思维转变。即用生态哲学的思维方式解决治安价值的冲突与整合问题,从而构建以生态犯罪观、生态效益观、生态秩序观为核心的治安生态价值观。     

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法的成就、问题和展望

本文阐明了中国环境法60年的发展概况、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後的发展方向。主张在环境立法内容方面,加强有关环境治理、环境善治、公民环境权、环境民主、公秉参与、环境知情权、环境公益诉讼、政府环境责任及政府环境责任问责制方面的立法：在环境法学研究方面提出：促进研究范式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一体”的转变;促进环境法上的人的模式从经济人模式、主体人模式向生态人模式转变。认为环境法治理建设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环境法治为灵魂,以维护环境正义公平为宗旨,以环境安全为前提,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以环境民主为手段,以追求环境效益和环境效率为激励机制,以健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和环境“善治”机制为导向,充分发挥环境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使其成为建设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的法律保障。环境法学应该研究生态化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促进环境法向生态法转变,促进环境法律制度的生态化．     

法治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法治能否在这些方面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关系到法治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作用的发挥,也关系到法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自我发展的情形。     

历史性、阶段性、静态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原则——关于给法制下定义应遵循原则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法制概念的诠释,提出了给法制下定义应遵循的五个原则:即历史性原则、阶级性原则、静态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通过对法制和法治两个基本法律概念的剖析,比较了二者的异同,以期为法律教学和普法教育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