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使近代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认识中国,     

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与慈善法制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传统慈善活动方式被新的慈善活动方式取代,现代慈善法制也随之萌芽。国家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本大量由国家支持的救济组织,随着旧的权力崩溃而逐渐转由民间社会组织取代;新型经济的兴起,使得原本依赖于义仓、公田等模式的慈善资源汲取方式,逐渐转变为以依赖工商阶层为主的新模式;文化观念的变迁,使得西方慈善思想迅速被引入,在大规模法律移植过程中,西方慈善法律制度逐步成为中国慈善法律制度向现代转型的模板。     

试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知识分子问题贯穿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优良传统。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时代背景下，新情况、新问题、新思维、新观念层出不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思索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加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本文将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回顾，为什么、怎么样改进和加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加以阐述。     

论陶行知教育与政治并重的爱国思想及其实践

陶行知既是一位人民教育家，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认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其爱国思想及其实践经由了教育救国，走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历程，到教育与政治并重，实现爱国思想的重要进步，再到以政治斗争为中心，投身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陶行知的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爱国实践过程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成长的典范。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转型研究

新中国之初的文化转型是一个由多元向一元的转进过程.如果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构成了文化转型与重建的第一个屋面,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a指导思想则构成了第二个或更深的层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思想批判运动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机制;文化领域的组织化和知识分子的单位化构成重要制度保障}以阶级斗争和"打碎旧世界一为主要特征的革命者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平移到文化领域,形成一种特定的批判型文化形态.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历史贡献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主要来源于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和国外留学。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及工农劳动阶级相比较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其自己的特点。五四以后 30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中国现代史写下了光辉篇章。     

中国梦视阈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领研究

新形势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与思想状况都发生了新变化,其在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以中国梦为契机,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领工作,为夯实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切实推进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贵州新政治阶层的形成

贵州新政治阶层群体的出现。主要是清末主动寻求新知识的一代知识分子觉醒的结果。由于贵州近代知识分子具有知识与政治品格一肩二任的特点，知识分子变革贵州的使命促使他们走上了政治道路。     

法律样式的概念及其解释意义

文化意义上的法律样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相对静态和绝对动态中社会生活和法律文化在深层结构和表层映象上所形成的法制体系宏观运作和法律实践凝结成的宏观程序。在同一时域下的不同空域，而在不同时域的同一空域，判例法、成文法和混合法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中国法律样式的过渡和变迁经历了一个否定与融合的过程，是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形态、地理环境、法律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华法系传统上的相对封闭成长和近代吸收变法的成果和特征。     

《文化发展促进法》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保障

我国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一样,需要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基础、作指引、划方向。文化发展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提供法律保障。《文化发展促进法》的核心内容是要将《决定》、《纲要》确立的文化发展繁荣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手段,以确立法律权利、法律义务的方法,增强全社会的文化发展观念、文化法制意识;同时,通过法律规范的鼓励、倡导和形成作用,将我国文化建设中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的职责、权利、义务,合理确立、依法规范,完善文化法律体系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