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再认识

当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严打”持三种不同的态度 :不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但要有节制。通过对“严打”决策过程、目的、成本、效益、效用及其与法治的关系等分析 ,我们发现 :“严打”自身理性存在问题 ,“严打”活动难以实现“严打”目的 ,“严打”的成本与效益比相当高昂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 ,“严打”与法治处于尖锐的对立 ,而“严打”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严打”就是专政 ,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上具有实质意义。因此 ,基于“严打”就是专政的认识 ,“严打”政策应当进行理性改造。     

论和谐社会中“严打”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建国后的历次“严打”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谐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仍会长期存在。只有把“严打”刑事政策的启动机制、执行方式等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扬长避短,使其真正符合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试论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正在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法律思考

我国当前结合社会治安形势和刑事犯罪情况做出“严打”整治的决定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进行“严打”整治斗争,要充分认识它的产生背景、对象、特点与核心。“严打”整治对象范围要严格依照规定,不能任意扩大;“严打”整治之从重从快,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则的约束。正确把握“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并应用于司法实践。     

严打利弊之议

严打政策是在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 ,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运动式运作方式 ,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在更加强调法治的今天 ,我们应当将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对严打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规范基层行政组织的行政执法 夯实法治建设基础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走过了一条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道路。在第九次人代会宪法修正案中,已明确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法治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加强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法的不断规范和健全,则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还是和谐统一 ,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终极追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的论述 ,提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指出贯彻“严打”刑事政策中的偏差并不等于该政策本身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两者是不相容的,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并得出科学的判断.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实现路径——基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视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司法的指针，是对我国先前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创新，是对“严打”刑事政策进行理性反思的成果；“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理论有天然的契合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治的灵魂，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树立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三晋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新命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文章立足于山西的实际,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诉求,对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三晋进行了探讨。     

论"法律至上"的理念

法律至上是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比较古老的问题,但在现实中的认识并不统一.坚持法律至上,与区别"法治"与"人治",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关系.     

法家思想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想要建设一种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治。法家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启发的,如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警惕、对法秩序的追求等等。     

当代中国法治理念的内在悖论

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内在矛盾关系,把握这些类似悖论性质的矛盾关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走向法治之境的艰辛.这些内在的矛盾关系主要表现为:法治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法治秩序的建构性和自发性、法治秩序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法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法治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等.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之法治话语诠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治领域要贯彻这项基本国策,必须先理解和谐社会特征之意蕴。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可以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以法治话语诠释为权利与权力、规范与理念、法治与德治、创新与稳定、法律禁止与允许相和谐。     

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树立和增强法治观念

依法治国，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和治国理念的重大发展和根本转变。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和增强以法治、平等、民主等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法治观念，这既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内在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精神培植:“六五”普法繁荣法治文化的前瞻思考

法治文化的建设传播是普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公民法治人格的养成、规范公权力的法治化运行、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六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应更加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繁荣,通过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教育载体拓展、法治文化环境建设等可行途径,使人们在法治文化的浸润下将法治精神根植于内心,指导人们合法行为习惯和模式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