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述评

海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主要从提出缘由、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三个方面展开。海外研究所普遍认同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应对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实现外交政策发展创新、树立大国形象与提升国际话语权而提出的;它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同时还遵循了《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投行等金融机构是其主要实践载体,构建多层级、多维度的命运共同体是其现实展开。海外研究的分野之处,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谨慎与消极的三种不同评价态度上。     

保护生态视角下环境刑事立法新探

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与对外部不经济性的内化不足要求环境刑事立法。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伦理范式,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立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     

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浅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基础本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本体论。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共生理论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基础和支柱理论之一。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共生理论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求“异”路径，主张探求事物间关系的普遍性，即求“同”。共生理论的求同观念主要体现在四个向度，分别为时间“同”(连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同”(适用于中国和非中国的事件解释)、物种“同”(贯穿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和国际关系学“同”(以共生来统合国际关系学的基本主题)。对四“同”的深入探究，拓展并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并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本体论。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人类社会共生性关系的现实,以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为核心价值,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和党的几代领导人国家战略思想。它集统一性、全面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于一体,以"五位一体"为核心支柱。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以中国的智慧建构了国际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新的交往范式。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的机遇、困境及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向外部展示真实、立体和全面中国的内在需要。当前,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着机遇：理论维度,真理性和道义性的统一增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主动;实践维度,实力增长和世界贡献相呼应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底气。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意涵彰显存在现实困境：协同发声不足以至话语聚合力分化;学理阐释滞后以至话语说服力弱化;呈现方式单调以至话语感召力钝化;信息技术劣势以至话语辐射力窄化。为此,需要从话语底气、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形式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探索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及其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江泽民深入阐发和实践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论;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在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阐发,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认识提高到了新境界和新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     

“小社区”文化推进城市“大文明”

<正>1887年,法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群体分为两种类型,即社区和社会。社会是社会共同体,以目的、利益、契约以及距离为基础;社区则是生活共同体,以地域、意识行为以及利益为特征。社区是在同一地域内共同生活的有机体。社区文化是发挥社区服务功能、整合功能、凝聚功能、稳定功能和发展功能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工作极为重视,每年出京调研考察,都会走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贡献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和理念,而且是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必将成为引领世界各国人民努力实现人类社会长久和平发展的先进思想。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根据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阐述可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平等与共享的指导原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文章从区域协调发展维度、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维度、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维度和世界发展和平维度等方面分析"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多维互动关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规划:首先使区域内国家具备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合作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共同利益基础;其次发展形成合作与法制相对稳定的责任共同体;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与逻辑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自身稳固的世界观，对国际关系研究没有理论贡献。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观照共同体演进的思想传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洞察现代国际社会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演化逻辑，指出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是“自由人联合体”,明确了共同体演进的目标与归宿。此后，苏联把建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共同体演进的实践原则，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则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国际霸权凸显对共同体演进的价值关怀。为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实现共同体演进的时代跨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进程，为构建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筑牢了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     

如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北大核心

问题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应如何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使命＂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积极作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对于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则需要理性研判、辩证施策。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观基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中国启示

"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的核心概念之一,深化关于"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研究成为当代的紧迫任务。纵观"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思想背景以及历史演进路径,理性及其理性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必须基于理性观问题的梳理,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深刻挖掘"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科学理解"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认清阻碍"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理论障碍,最终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和谐命运共同体。突破传统的生产方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向为新时代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出路及其中国启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价值、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兼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新发展理念是从关切现实问题角度出发,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汲取了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智慧,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现实价值、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以共商、共建和共享为核心,为化解资本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分裂以及由贫富差距加剧所引发的扭曲社会样态;以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人类文明成果,走向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为旨归,倡导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理念,致力于弥合由于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所引起的"中心—边缘"的对立与冲突;以中国传统智慧的"互系性通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为全球一体化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理念对于发展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创人类和平发展大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创新理论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前瞻性理论,更是一种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解决全球性公共问题的科学性实践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范畴,构建了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原则和实践路径,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开创美好未来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在他针对黑格尔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做出的基础性、彻底性和超越性的批判基础上,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才以整体性的结构呈现出来,并由此开启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共同体范式,而国家政治共同体回归社会共同体的思想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始终,基于此视域下所提示的一些基本理念,可以为探索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     

麦金太尔正义理论思想渊源探析

麦金太尔学识渊博、思想复杂,通过对麦金太尔正义理论进行思想渊源的梳理,将有助于挖掘其思想的本质内核。麦金太尔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构建了自己的正义理论,即一种根植于历史传统的德性正义和社群主义正义理论。有充分的文本根据和学理证据可以表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和阿奎那等人对之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接受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和社群主义思想;从马克思主义那里他吸取了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理论;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思想以及人与历史关系理论对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通过对阿奎那思想的分析与阐释,则为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基督教神学维度。     

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是向世界阐述中国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回应外部对我国种种质疑和误解的内在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现实之举。但当前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进行顶层规划、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话语传播能力、积极拓展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径、科学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论韦伯法律社会学理论中的＂中国法＂问题

韦伯＂中国法＂问题是他在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过程中对中国与西方加以比较而形成的.韦伯认为中国法是家产制法律结构,其司法审判是家父长制的,并在私法、自然法观念、法学教育、法律家阶层等方面存在缺陷.后世学者关于韦伯＂中国法＂理论的争论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法律和司法的态度问题和中国法律变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的问题.而韦伯＂中国法＂理论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突破当下社会转型和法律变革的瓶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条可行路径提供了一种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