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向度——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分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关键。要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下中国不良的社会分层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失衡,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所在。应对这一难题,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五个层面提出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     

有领导的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的社区合作治理及其转型——以上海市G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例

近年来,合作治理作为解决基层社区治理困境的新方案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然而,关于社区合作治理所需要的条件和适用性,学界仍然缺乏共识。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如果社区中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则社区合作治理难以实现,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社会资本的国家。通过系统梳理上海市G社区的环境综合整治案例,本文发现,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构成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条件,即使社区中产阶级力量不足,通过建立起以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为主导者的社区治理结构,也足以实现成功的合作治理。在中国,社区领导力量通过一整套行动策略整合社会资源,发动社会化力量加入社区治理,成功实现了社区合作治理。然而,这种"有领导的合作治理"模式只是中国社区治理在当下转型时期的过渡形态,社区治理有待于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多元共治模式转型。     

新时代社区治理的价值内涵、治理结构与行动策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层次、全方位的历史嬗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纬度。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历史条件新变化和基层实践新需求,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区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新时代社区治理的价值内涵,规划了新时代社区治理结构,指出了新时代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的理论和实践范式,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运用治理理论审视和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拓展目前正在兴起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实现社区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社会的进程引起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的新常态

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态势,正视我国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社区治理在理论层面进行了重大创新,作出了新表述、新论断;在实践层面作出了新部署、新安排,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由此,构成了我们对我国社区治理新情况、新发展进行分析和预判的基础,并形成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新常态:第一,建构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第二,立足于社会建设,促进社区和谐,做好社区建设与治理这篇大文章;第三,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加快农村社区发展步伐;第四,按照法治中国总要求,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第五,树立社区治理新理念,体现中国社区新特色。深刻认识我国当下社区治理的新常态,有利于我们把握社区治理的基本走向,科学研判其内涵的综合性因素,并根据这些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来预判社区治理的新要求、新任务、新特点,由此进行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主辅协作: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与运作机制 ——基于若干社区案例的讨论

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尚未出现"多元共治"格局,而是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主辅结构。主辅结构是以基层组织为主导性力量、以积极分子等社会力量为辅助性力量的社区治理结构,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性力量则发挥着信息媒介和应付任务等辅助性作用。主辅结构的形成与群众动员的传统有关,情面关联、社会性报酬和利益回馈等构成了主辅结构的维持与再生产机制。社会分化加剧会弱化主辅协作的运作效果,通过发展灵活简约的居民自组织是构建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和壮大辅助性力量并举,是探索建立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有限社区的理念与实践

在中国,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问题。由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或更确切地说,是作为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提出来的,因此转型的不确定必然带来问题的不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不确定,社区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最后,必然带来社区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的不确定。本文试图从社区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入手,来探讨社会转型期社区体制设计中的几个实践问题。     

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型的攻坚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多维赋权机制研究

居民自治需要改变目前权力和资源的配给方式,而当下城市社区"微治理"是实现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微治理中,以项目为载体的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社团的成长提供了合法性环境,改变了社区无权状态;以社区公益组织为载体的社区赋权,培养了社区公共精神,提升了社区能力;增能技术是使社区赋权与制度赋权具有相应全面可操作性的催化剂,使居民的参与更加有效。在社区微治理道路上,它们共同致力通过微小结构生态的变化撬动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探索行政权力有限介入下的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可能。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何以可能？——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构建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西南农村地区G社区为例,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如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实现。研究发现：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机制破解“条块”矛盾、划分治理边界,以此实现社会性整合的目的;同时,政府组织中的考核目标制、人事制度等为执政党意图实现提供了有效科层手段;最终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和社会组织培育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因此,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质就是主体行为从孤立到良性互动、关系结构从“原子化”到有机联结、制度逻辑从离散到共演转变的过程。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示范样本 全国10个优秀社区工作法经验分享

社区工作法来自于基层探索实践,完善于基层改革创新,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必备工具,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一个"大概念",而社区治理是微观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柔性控制: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行逻辑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治理机制正在被广泛应用。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行政发包下的项目制的讨论,关注领域也主要是在农村项目制的运作上,对于项目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考察较少。本文通过上海市C社区基金会的案例,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具体运作机制及生成逻辑,并比较了从政府内部层级治理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中三种类型项目制的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主导培育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并在结构和过程上进行意志渗透、动员支持。但在客观上,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作仍然促进了整个社区自治与共治能力的提升。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逻辑类似于一种更为隐蔽化的柔性控制机制,这种策略调整,能够提升社区服务效率并增强回应性,也降低了运作成本和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为基层政府带来了风险转化,并且缓解了"资源消解自治"的困境,推进了基层政府逆行政化创新。     

治理单元重构与城市社区治理质量

科学合理设置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于顺利推进治理、提升治理绩效和实现有效治理而言至关重要。在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当下,合适的城市社区治理单元对于现代城市中国建设尤为关键。在分析城市社区治理单元演变趋向的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选择的影响因素、基本原则与方向,以及小区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单元何以可能的问题。     

以党建助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新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实践,是现代化国家治理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应抓好基层党建形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思想共识,优化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推动管理与服务力量向街道社区转移,以党建创新开创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新局面。     

开放、流动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改革与创新

开放与流动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特征,我们日已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新时代。在流动的时代,乡村社会外在日益开放、流动,内部却呈现出"村社不分、政经合一"、"内在束缚、外在排斥"的显著特征,农村社区治理各类问题与矛盾频发。从现实来看,在开放与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变革,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却构造出了一个内在封闭、外在排斥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了一对矛盾,由此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在实践中,实施村社分开、政经分离、户产分开、重构集体产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包容性的社区治理制度,是走出流动时代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出路,也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