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治与法治同构的价值基础简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与促进，产生理想的治国效果。     

论德治与法治同构的价值基础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与促进,产生理想的治国效果。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研究综述

"以德治国"思想是治国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德法并举方可长治久安;"以德治国"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有着与传统德治根本区别的科学内涵;实施"以德治国"方略,要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立健全社会运行机制;以德治校要求教师以德修己,以德育人.     

“国家治理”视野下领导思维的转变

国家治理作为新型的治国模式,是法治治国理政方式的体现,蕴含着崭新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在处理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时,要逐步适应从以物为本思维向以人为本思维的转变;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政府作用的关系时,要学会无为思维与有为思维的有效结合;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治国理政模式关系时,要认识到从人治到法治转变的必然规律,培育现代法治思维。     

“国家治理”视野下领导思维的转变

国家治理作为新型的治国模式,是法治治国理政方式的体现,蕴含着崭新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在处理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时,要逐步适应从以物为本思维向以人为本思维的转变;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政府作用的关系时,要学会无为思维与有为思维的有效结合;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治国理政模式关系时,要认识到从人治到法治转变的必然规律,培育现代法治思维。     

治国方略:中国古今德治与法治之比较

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要以德治国,选择了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很多人甚至部分学者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误解,把这一方略看作是向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回归,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错误思想。如果不澄清各种错误思想,明确划分传统德治与法治和现代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区别,将会严重影响德法并重的治国思想在中国的贯彻和实施。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

治国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治国方略的选择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我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集思广益、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如何在实践中坚持两者的结合与统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一、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是对历史上治国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在我国,法治与德治的实践历史悠久,法治与刑罚,德治与礼治是相通的。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时期就有创制军法的法治实践。[1] (P4 - 6 ) 我国…     

中共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演进与法治政府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共治国理政思想不断演进,邓小平法制思想、"依法治国方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继提出,从理论上有力支撑了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以“三才之道”开创新纪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体会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解决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问题的重要法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也是其治国理政重要的方法论源头。以敬民、顺势、筑梦高举民族复兴的"立天之道",以传承、开拓、升华倡导生态文明的"立地之道",以修身、壮骨、齐心锻造德法同行的"立人之道",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既显示出了与《周易》"三才之道"的"异曲同工之妙",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完美"超越式传承",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再续薪火。     

“德治”、“法治”摭议

在治国方略上,法学界有人认为历史上的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人治,现代社会讲法治,就应当抑儒扬法,才能以资镜鉴,实现以法治国、依法行政;伦理学界则有人从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这一点出发,得出中国政治是以儒家德治观为核心的德治主义,他们强调以德治国、...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立制明制”“聚势展势”“扩术优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统战优势及其效能提升

把握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定位与效能机理应从"制""势""术"的统一视角来展开。统一战线作为政治斗争与团结的策略侧重"术",作为政治优化整合的战略立足"势",而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轴杠杆又体现为制度,其兼具民主建构政治发展意义和治国理政技术价值于一体。正是基于"制""势""术"的融合特质才使得统一战线成为生成中国治理优势的重要根源性机制:具有突出统战基因的复合性制度结构,能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目标的大统战格局,引领国家治理的运行方向;以"人心这一最大政治"为中心的工作局面,能有效促进治理秩序与治理效率的统一。进一步激发和提升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优势效能应从"立制明制""聚势展势""扩术优术"三个层面一体推进。     

论法治的超法律原理——兼论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法治作为有价值有目的的观念,关注着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价值。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法治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体现在对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和安全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中。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超越了我国传统“法治”和“德治”的治国理念,深刻揭示出我国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德治与法治:国家治理二元方略的互洽

在论及德治和法治间的关系时,时下舆论往往习惯于将德治看作隐匿于威权政体中的话语,是对法治的破坏和扭曲。这种看法来源于人们的文化"前见"和对现代西方法治理论非理性的崇拜。事实上,法治一语并非纯粹的舶来品,德治也不是毫无争议的"地方性话语"。应当通过对比中西法文化背景下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合法性、正当性证成路径,发掘西方话语体系下法治中的道德含量,发现东方语境中德治所蕴含的法规则意识。以此为基础,研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的方略,是在接续传统基础上国家治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互洽证成。     

法治与德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固本之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法治"与"德治"二者统一于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进一步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必然要求和固本之基.     

论我国治国理政的“本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治国理政的本根,二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内在逻辑,展现了"中国之治"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满足了中国社会的治理需求,二者有机结合所产生的治理效能是建设与改革不断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中国产生并形成治国理政的独特优势,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的。     

“法”与“德”的兼容——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考

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最基本最通用的治国方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本文从理论上考察二者的兼容，通过分析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含义、优势及二者结合的必要性，提出法治与德治，都有其独特地位和功能。作为社会调控、国家治理的两种资源，法治强制人的外部行为，德治规范人的内心世界。如果德治不举，人心不稳，法治就会千疮百孔；而法治松弛，惩恶不力，德治也会破堤而溃。因而唯有法德兼治，方能治国平天下。     

德法共治：儒家“德”的现代意义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德治社会,儒家传统提倡的“德”,代表了一种成熟完备的道德话语和秩序体系,凝聚古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赓续绵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治国方略,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德”的价值功能,对之加以辩证扬弃,择善用之,以夯实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儒家“德”的价值功用有三个方面,包括提升国家法治的正当性,夯实基层治理的德治基石,塑造个体的自我发展。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是治国的科学方略。认真研究德治与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科学地实施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