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语境下的商法建设

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依法治国要求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故而,商法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点领域。商法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硬商法建设、软商法建设和商事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在硬商法建设方面,需重视体系化建设,通过立法、修法、法律解释完善硬商法;在软商法建设方面,应加强商会治理、赋予商会自定规则、自律自治的权力;在商事纠纷化解机制建设方面,不仅要对仲裁机构实行去行政化改革,亦应对诉调对接机制进行完善。     

比较法视域下的商事登记制度

商法是有关商或一系列商事行为的法律,商事登记是商主体为了取得商事交易活动资格、进行商事交易行为而向特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被相应的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法中明确规定商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遵循商事登记制度,这对于保障交易顺利、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实际,对不同的商事登记制度规定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找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优劣之所在,并借鉴国外商事登记制度中的优良之处,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论商事权利的涵摄力与特别限制——兼谈商品化权的属性

商法不仅仅是商人主体法或者商行为法,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私法,商事权利也是商法的重要内容。商事权利是由商法所规范的,民事主体享有或行使的必然与商主体的一定营业行为相关联的私权的集合。在商法层面,基于商人以及商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对商事权利有特殊限制。商品化权是追求商业利益、财富增殖的商事权利。     

试论商法的本质

商法是不断发展的,商法的本质也因时代的变迁呈现不同的特性。近代商法的本质是商人法,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现代社会,随着泛商化趋势的出现和身份法的式微,商人法的概括已名不符实。从商法的功能和商事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分析,现代商法的本质是商事标准法。现代商法的本质对于商事立法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民法典时代民商关系的立法反思

准确界定和妥善处理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既有重大理论意义,也有显著的实践应用价值;既会影响到民商法立法理念的筛选、法律制度的安排和立法路径的选择,也会诱致相关的司法审判活动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点在民法典相关立法工作业已启动的时代背景之下显得尤为突出。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制度设计虽然对商事立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其并不能无差别、无障碍地适用到所有的商事活动领域。原因在于民法的基本价值定位是以公平为特质的人本主义理念,而商法奉行的则是以效益为导向的物本主义思想。据此,民事立法应回归以人为本的基本法律定位,充分关注人的权利的实现和人的尊严的保障,而不必过分追求对商事活动要求的满足和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回应。与此同时,商事立法应坚持其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基本定位,保持其价值取向与调整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在现阶段我国所采取的单一法典化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下,未来的民事立法工作应着眼于民法典内容的合理取舍与最大公约规则的进一步萃取,商事立法则应通过单行法的完善彰显商法理念和商法规则的特殊存在价值。     

德国《商法典》中商人的概念及认定标准

德国《商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商事立法的典范,其采用主观主义立法体系,以商人作为构建商法典的基础,并从商人的概念出发界定商行为。德国商法理论形成了包括实际商人、自由登记商人、形式商人、拟制商人和表见商人的商人体系。我国的商法学者提出了制定《商事通则》的构想,并致力于构建能够统领现行商事规则的商法总则制度,而其中商主体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德国《商法典》中的商人概念及认定标准能够对我国商事立法体系选择、商主体认定标准等方面给予启示。     

我国商法立法模式探讨——以民商合一格局下民法典总则的商事规范构建为中心

商法与民法虽同为私法,但商法具有自己的特性。通过中外比较,结合我国民商立法传统和现实国情,我国采取"民商合一"的民法典模式比较可行。在"民商合一"方式上,可采取将商法总则的相关规定纳入民法典总则部分,即:在民法调整对象部分,补充规定商事关系;在基本原则部分补充商法基本原则;在主体部分补充界定商事主体;在民事行为部分补充界定商行为,并规定一般商行为与绝对商行为的适用规则;在代理部分补充规定商事代理。通过这几个部分的规定,基本能实现民法的一般调整和商法的特殊调整。另外,商事单行法仍旧单独立法。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非法典化思考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我国由来已久,商法是否法典化是这一讨论的焦点。而基于已有商法典的历史发展与我国制定商法典的现实考虑,在我国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不适宜,民法典本身的体系结构也不能囊括商法的所有内容,制定大一统的民商合一民法典也不切实际,所以商事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便是《商事通则》统领各商事单行法。     

论商法理念的时代动因

与民法相比,商法在基本理念、价值取向、规则制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独立性。这是由商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所决定的,正是特定的时代背景主导和形成了不同时代商法特有的基本理念。因此,应当在商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流变中动态地把握商法理念。从西方国家商法理念的演进和流变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对商法的需求不断增长,商法理念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也随之发展和演进。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商法的基本理念正趋于成熟和完善,商法理念在我国商事立法、司法和实践中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法国商法立法模式与原则对我国商事立法启示

一　法国商法的立法模式与立法原则19世纪处于欧洲大陆的法国,继承民商分立的模式,以商行为为立法基点,完成了本国商法自商人主义到商行为主义立法体系的转变,开创了商行为主义立法原则的新纪元。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而商事关系是商人之间因商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1]商事关系是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法律关系,商事关系的最终确立,来源于对商人和商行为概念与范围界定。如果采商行为作为确立商事关系的标准,由商行为引出商人的概念与范围,那么商法的立法原则为客观主义原则,即商行为主义原则,反之,为商人主义原则。法国商法是指“…     

对传统商法立法模式的反思——兼论《商事通则》的制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法理论研究的逐步成熟,商法作为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基本法应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传统的民商合一模式与民商分立模式都已不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对商法的要求,我们应该另辟蹊径--建立以<商事通则>为一般规定,各商事单行法为特别法的商法体系.     

论商法的自治法品格

商法是关于商人与商行为的法律总和,商事人格创制法与商行为的规制法是其本质规定性的反映,营业自由是商法的灵魂和生命的体现。营业自由,在商主体法中,体现为创业自由;在行为法,体现为经营自由。营业自由,作为私法自治在商法中的具体体现,使得商法表现出强烈的自治法品格。     

日本商事立法的特点

战后日本的商业政策之所以能顺利推行而行之有效,无疑是得到了相应的法律的有效保证。战后的日本商事法规,除作为商事法规基本法的民法和商法外,单就调整商事关系的普通法规就不下四十种,其中大部分是有关保护、扶植中小企业特别是有关中小商业的法令和法规。 从总体上看,商事法规主要涉及一般工商企业、农林水产、国民生活和卫生保健、其他商事活动等四大方面,即对国内所有的商事活动都以法规形式进行严格的科学规范。     

物业服务合同性质辨析

厘清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对于法律适用十分重要。物业服务合同在当前仍为无名合同,必须及时有名化;物业服务合同是一种典型的商事合同,应适用商法的相关规定和商法的基本原理;物业服务合同是委托合同的一种,因此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     

正当与菩

官商关系是决定商法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重要力量。不独中国惟是，西方亦然。只是二者经行的道路迥异而已。因此，继续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单纯提倡由国家继受西方现代商法文本、制定自己的商法或商事基本法，无助于培养中国商人的自治精神，也不能有效平衡官商关系。     

论我国商人概念的法律界定

商人是从事商行为的人,但并非所有从事商行为的人都是商人。只有那些具有商事能力、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商行为,并以从事商行为作为自己经常性职业者,才是商法意义上的商人。我国应恢复使用“商人”这一称谓。未来中国的商法典抑或商法通则应以“商人”作为商主体称谓的最佳选择。     

商法价值取向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商法价值取向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也在不断的完善。本文旨是先探讨了商法和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况,最后探讨了商法价值取向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分析。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向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中国完善仲裁立法和仲裁制度,转变和创新仲裁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改革与发展的趋向表现为国际商事仲裁类型的多样化、仲裁员制度的合理化、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大化、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弱化和国际商事仲裁业务发展的产业化。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构建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司法保障。随着战略的推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亟待完善并迫切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文章通过分析现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现状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方向,提出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对商法、经济法二部门法划分的再思考

商法与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独立的部门法,在我国已形成共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商法与经济法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在一些教材的内容中,不区别商法与经济法,在法学招生专业目录中,商法与经济法的专业方向混淆不清,为解决这些矛盾,对商法与经济法的内容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其目的是解决矛盾、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