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以日韩新村运动为借鉴

正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在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同属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相似国情,两国开展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开发农村、发展农村的重大成效,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一、日韩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经验和共通逻辑(一)日本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经验1955年日本开展的第一次新村建设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确定推行区域,二是建设新村推进体制,三是加大对新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1967年日本制定了针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称为"第二次新村     

从“自治”到“治理”——我国社区研究的视角转向及逻辑演变

社区一般是指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即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与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活动及其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研究者主要从制度视角、组织视角、权利视角、参与视角、秩序视角等对社区问题和治理状况进行了学理分析,研究趋向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从"自治制度"到"治理制度",从"自治组织"到"多元组织",从"房产私权"到"社区公权",从"精英参与"到"大众参与",从"行政主导"到"党建引领"等。     

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基于村社共同体到村社空心化的分析路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的自主供给与村社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运转的状态紧密相关。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可以看出,村社共同体能有效促成公共品的自主供给,而村社空心化的状态则使自主供给陷入困境。后税费时代完成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应发挥其自主供给的作用,而自治供给有效达成的实践指向则是重塑村社本位。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生产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基层民主,保持有活力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又是农村公共品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基层民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的难题。改革、发展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前农村公共品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和合故能谐”——渝北区龙溪街道以“五和”推进社会治理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渝北区龙溪街道秉持"和合故能谐"理念,把握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需求、目标"三大导向,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社区倾斜,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寻求政府治理和社会协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条互联互促、文明双向、和谐共生的治理路径。     

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破解路径研究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问题凸显: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明显呈现出脆弱性,社区层面的应急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供给技术层面还有所欠缺。改进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需要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加强"全民参与"式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信息化、专业化服务供给。     

“四级联动”打造“全域党建”

正锦州市牢固树立"全域党建"理念,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抓手,深入实施"五个一"工程,为建设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下好"一盘棋",建立城市基层党建领导新机制。坚持四级联动,共同发力,全市上下形成"一盘棋"。市级层面,成立基层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市委常委和政府副市长双组长包区、区委书记双月调度会、专项督导等制度。制定了《关于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实施意见》"1+6"文件,召开了全市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会议,对城市基层党建进行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区级层面,建立党建联席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工作交流。街道层面,建立共驻共建委员会,调动各方力量,抓好城市基层党建任务落实。社区层面,建立社区共建议事会,落实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商讨社区内党建、民生、综治、城市管理等事项。通过健全四级联动体系,推动整个城市基层党建高效运转。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贵阳经验”值得借鉴

正近年来,城市街道办事处管理改革是基层管理体制的大势所趋。贵阳市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和全国进行典型培育的城市之一,通过弱化街道办事处行政性质,建立"大社区",强化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实现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从源头上夯实社会管理根基,形成了"建设新型社区·营造温馨家园"的贵阳经验,值得我们在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方面学习借鉴。     

从“公共性治理”到“人情政治”——陕西省W县S村“公共性衰弱”的内在逻辑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庄治理"公共性衰弱"现象突出,"钉子户"搭便车行为危害公共品供给,村组干部公共性担当弱化,更为关键的是"人情政治"凸显。无论是干部的任命与当选,还是宅基地、低保等稀缺资源分配,都隐含着"人情"的逻辑。因为缺少充分的政治博弈和竞争,基于人情政治网络形成的"分利秩序"更具隐蔽性。少数人对资源的"俘获",稀释了国家财政对基层的反哺效应,诱发基层治理内卷化。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为“德治”的载体,新乡贤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制度供给和推动集体行动。其中,制度供给是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运作过程中提供基本的博弈规则,而治理共同体的各主体各司其职,完成多层级的制度供给。新乡贤负责供给乡村社区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互惠机制。在集体行动中,新乡贤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拥有一定的治理资源,可以有效解决行动初期的初始成本难题,并通过德行领导来动员和组织村民。同时,新乡贤推动形成嵌套组织结构,不仅提高了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而且降低了组织成本。事实表明,新乡贤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党建和创”促共赢发展

正长海县全面推广"七携手"城市基层党建品牌,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着力在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社区共治共享共建等方面,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探索接地气、人性化的社区治理新实践,拓展社区服务内涵,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持续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总体供给不足、局部供给不均衡以及供给效率低下三个主要困境,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不相适应.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基础上,重视和加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创新,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     

农村社区认同及重构

所谓社区认同就是对社区共有价值的认可、赞同和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认同发生了急剧变迁,腾尼斯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社区正处于解体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快速的城市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所谓的现代性"下乡",以及国家自身在基层的治理转型,都对农村社区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安定有序和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当前看来,农村社区认同重构成为其中的关键。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多村一社区”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而“多村一社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多村一社区”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在实现“合村并居”的基础上在社区层面选择中心村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实践。立足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A社区的实际调研情况，针对案例地区在具体的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社区管理结构不完善、服务供给体系形式化、服务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破解思路。     

理解基层政治：重温费孝通“双轨政治”的时代价值

"皇权不下县"是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一种流行解释。这一解释的争议在于传统基层社会的"非国家化"和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扩张。此说法虽新,但与费孝通早年提出的"双轨政治"十分类似。通过对费孝通作品的回顾,"皇权不下县"并不是一种实然性的描述,很难用它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一概而论的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社会博弈状态并不相同。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县以下确实没有正式的职官制度。但是,皇权强势而造成基层社会的僵化,从而形成实质的"编户齐民",很难说这还是"皇权不下县"。因此,对"皇权不下县"的引用应该谨慎。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依然有效、应当注意基层治理中行政吸纳社会的倾向和以社区为重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的“奥尔森困境”——一个自治范例及其启示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扩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和其他农村公共品一样。在乡村道路的供给中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在分析造成这一现象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供给模式来寻求改进现有供给的方式，是破解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奥尔森困境”的关键。山东省某乡镇在乡村道路供给中的自治模式取得了成功。其信息发送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如何将实例中所体现的这种合作意识和制度设计理念融入到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中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制度设计者所面临的一大挑一战。     

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

税费改革后，我国形成了项目制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各地农村的情况来看，项目制面临着资源投放效率低和基层治理矛盾频发的双重难题。针对项目制的实践困境，四川省成都市通过改变资源输入方式，落实村级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激活了村民自治，形成了农村公共品的民主供给模式，确立了村社的主体性地位，打通了“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各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关联。此种公共品模式还起到了培养村庄民主风气作用，促进了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激活社区“红细胞”——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观音庙社区党总支建设“红心家园”党建阵地

<正>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长和廊街道观音庙社区党总支以建设"红心家园"为主题,积极推进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小三级"组织架构,激活社区党建"红细胞",打通了社区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实现了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提升。观音庙社区把党支部建在辖区的每个小区,有效激活了基层     

多元化、市场化、民主化：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走向

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品及服务.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全面加大"三农"支持力度.为适应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战略性转变.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走向,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应该向社会化层面上的多元化、市场化、民主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