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机构变迁的历史比较

中国共产党一度受苏共影响极大,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即是"以俄为师"的产物,但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仍保留着一定的独特性。中共虽几度设置中央组织局,但其职权范围与人事构成与苏共中央组织局有很大不同。在中共中央机构设置中,政治局始终是一个独立的领导层级,组织局一直作为政治局的执行机构而存在;而苏共中央组织局长期以来与政治局名义上平等,都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虽都是因事而设,但苏共中央组织局之废立受党内斗争和领导人个人意志影响颇大,中共中央组织局之调整主要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共产国际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 ,它是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 ,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另一方面 ,它又直接受联共 (布 )控制和影响 ,是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外 ,联共 (布 )实施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另一渠道。联共 (布 )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 ,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决策者。正因为如此 ,联共 (布 )与中共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两党关系 ,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 (布 )可以越过共产国际 ,直接给中共发指示、下命令。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 ,则是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权式领导。上述这些不正常的组织关系 ,严重忽视了中共的独立性 ,压制了不同意见 ,影响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结果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察

“中央组织局”并非现今意义上的中央组织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早期模仿俄共(布)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而设立的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存在时间不长,发挥的作用也不明显,对当时党的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俄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接触从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成立就已开始。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去中国从事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包括进行联络和组织、提供物质援助以及资助出版共产主义倾向的宣传品等。1921初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将负责东方工作的机构集中为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不久其工作中心移到上海。从各地出现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和召开,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北伐

直到1926年北伐开始以前,尽管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积极倡议和支持北伐,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广东的鲍罗廷、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等,对北伐始终持否定态度.而陈独秀7月7日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的基调,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拟定的.北伐开始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是保守地估计北伐军的实力,多次提议北伐军保持现状,停止继续向北推进,其策略方针明显地落后于北伐形势的发展.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本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文章认为,南昌起义计划的制定和起义后所建政府的架构,是执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至于是否发动南昌起义和起义后苏联顾问的去留问题,联共(布)领导人亦有明确指示。在起义军南下过程中,联共(布)领导人曾有援助起义军的决定。而对于南昌起义和起义领导人叶挺、贺龙,联共(布)领导人也有过自己的评价。本文认为,南昌起义的发动离不开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但由于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发动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转折"的烙印。我们既要看到其在处理南昌起义有关问题上不足的一面,又要肯定其作出的贡献。     

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

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北伐战争,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而引发了关于北伐问题的争论.出自于不同政治利益的考虑,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中央以及国民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支持还是反对北伐战争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各方都试图争取掌控北伐战争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在争论过程中,中共党内以及中共中央与联共(布)中央之间关于北伐问题存在某种共识,但大量的还是存在分歧,这种不一致性导致了北伐战争产生不同的结果.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后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列宁的党章建设思想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是列宁亲自创建和直接领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俄共（布）有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非常重视党章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对工人阶级政党党章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后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笔谈(七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努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林述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地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网络社会的到来,增强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民主政治建设、公共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但网络信息的急速传播对党的执政根基巩固、社会维稳和党员个体素质提升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党的执政过程趋于复杂化。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党的执政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面临的问题依然还有许多,当前,要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党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和大力培育网络人才等手段,确保网络信息在提升执政能力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乡镇政府转型趋势的探讨

乡镇政府存废的抉择置于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具有可靠性和可预测性。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将推动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型,同时加剧后乡镇企业时代乡镇政府财政困难。由于乡镇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加之乡镇政府的职能调整并未完成,所以从财政资源配给的角度看,乡镇政府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理论的可行性。这一乡镇政府转型的选择符合其历史发展的趋势。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关于会计准则的伦理学思考

本文在论述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基础上 ,阐述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和行为准则具有厚重的伦理学意义 ;并探讨了当前会计准则中的伦理意义的缺陷 ,以及将西方会计准则伦理和我国传统伦理相结合的意义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党内选举失真及对策思考

当前党内选举中存在种种失真现象 ,由此构成对干部权力合法性的严重挑战。要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应该以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为前提 ,以构建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关键 ,以实施“城市带动农村”战略为改革路径。     

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

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有新理念和新思路;必须“胆子要大一些”,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必须坚持辩证思维,要有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