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是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立法根源在于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罚金刑适用根据的单一性,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规定的僵化性;其司法原因在于罚金刑的判决具有盲目性,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够具体.因此,从立法上讲,应完善刑法总则关于确定罚金数额根据的规定,改进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同时增设罚金易科制度.就司法而言,应摒弃罚金刑适用的盲目性,并统一罚金刑的执行机构.     

罚金刑应用之重构探析

罚金刑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附加刑刑种之一,其适用空间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角度出发,加以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评析罚金刑立法规定的基础,探讨罚金刑的适用问题、罚金刑执行难的成因和对策以及罚金刑立法的完善等方面,如何科学构建我国刑罚体系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罚金刑,发挥罚金刑惩治犯罪的功效.     

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成因及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症。在总结成因，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司法实务经验的基础之上，分阶段地对我国罚金刑执行制度的改革工作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     

关于行贿类犯罪并科罚金制的反思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类犯罪增设了并科罚金制,行贿人将面临自由刑和罚金刑构成的双维度处罚组合,其打击力度远胜以往。但是,对行贿类犯罪而言,一味"并处罚金"的惩处方式可能会带来诸如以钱换刑、罚金执行难度增大以及违背罚金刑立法初衷等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考察行贿类犯罪的具体情况和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扰,在行贿类犯罪的处罚中,"罚金刑"应当因势利导,而非一概而论。否则,将与《刑法》所遵循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渐行渐远。     

论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的理性定位

罚金刑作为现代刑罚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备受欧美发达国家刑法青睐,在其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中的比例日益攀升。我国学界多有学者关注此趋势后提出大幅提高我国罚金刑适用范围的建议。然而,受我国法律体系结构、民众犯罪观念及与此相对应的刑罚本质规定性的制约,罚金刑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不能成为主刑而大规模纳入我国刑罚体系。     

试论罚金刑的地位、作用及其适用

修订后的刑法突出了罚金刑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罚金刑适用率低、罚金数额随意性大、罚金刑执行难等弊端 ,文章就今后罚金刑的判决与执行提出了依法适用罚金刑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共同保障罚金刑执行等新的理念。     

短期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易刑处分问题研究

短期自由刑及其缓刑与罚金刑并罚适用、罚金的适用和执行存在若干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操作的困难以及不良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将短期自由刑及其缓刑易科罚金刑以及罚金刑易科短期自由刑、有收入强制劳动、公益劳动或者社区服务。并且,在条件适当时制定《刑事执行法》或者《罚金法》,在其中规定短期自由刑、罚金刑的易刑处分以及罚金刑的适用和执行等内容。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实践考察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自然人被告的处罚极轻,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率高达62.3%;改判率较高,达16.4%;罚金刑的适用不统一。从立法上,要实现精准配刑,并且需要考虑将资格刑引入对单位受贿罪处罚的刑罚体系中,以弥补罚金刑功效的不足。能动的司法应部分修正立法失衡的不足,而不应将这种失衡推向极致。     

罚金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从司法实践来看,罚金刑的适用存在判决前预交罚金、判决罚金数额自由裁量过大、单处罚金被滥用以及罚金执行难等方面的问题。与之相对应,应当从如下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完善罚金缴纳程序,强化检察机关对罚金刑适用的监督;无限额罚金刑应有相关司法解释;制约和规范单处罚金刑的措施;判处罚金额度须依法、适当;完善罚金执行制度,建立相应执行保障体系、机制和措施等。     

内地与澳门刑法中的罚金刑比较研究

本文从罚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罚金的数额、罚金的适用对象、适用方式、适用原则、执行方式等六个方面对内地与澳门刑法中的罚金刑立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比较的基础上,对内地的罚金刑的立法规定提出了完善意见。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罚金刑易科

刑法理论界对罚金刑易科制度态度不一,但许多国家的立法都引入了该制度。我国并未建立该制度,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罚金刑易科的做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采取这些做法违反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而且侵犯国家财产权、混淆责任承担方式、阻碍刑罚功能的发挥,还有可能违反罪责自负原则,在刑法建立该制度前司法机关不应擅自进行罚金刑易科。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问题与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一项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原则。由于司法实践的多样性,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针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进行深入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与实践。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针对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应当确定网络犯罪含义,选择恰当立法模式,增加刑罚种类,推进量刑适当,完善网络犯罪构成,从而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     

现象与本质:对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思考——“犯罪原因说”与“犯罪现象存在论”辨析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在犯罪学研究中究竟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还是认识事物的现象事关犯罪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问题。"犯罪原因说"是自犯罪学建立以来犯罪学家们透过犯罪现象认识犯罪本质,进而制定犯罪对策的犯罪学说。被称为科学犯罪学或者新犯罪学的"犯罪现象存在论"通过对犯罪现象的研究发现"犯罪现象的本质、产生、存在形态、发展和变化规律等"。问题的关键是,对犯罪现象的研究并没有超出"犯罪原因说"的范畴,最终又回到了犯罪学研究的原点。     

略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刑事立法完善——以现行刑法罚金刑适用为视角

刑事法律是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配置,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一道形成对抗公司违法乃至犯罪的天网。公司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需要通过公司刑事责任得以最终实现。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意味着公司犯罪刑罚的加重。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的建议是：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同于自然人刑事责任;加重刑法对公司犯罪的刑罚;加重责任人员刑罚,加大罚金刑和自由刑并用。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