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底蕴

20世纪中国小说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凸显了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深刻精神在各种形态的小说创作中都有体现.中国文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是中国小说叙事中人物心态的生长条件;小说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与异端的地位,即使当小说进入文学的中心,也有深刻的作用.不同文化的间性与中国文化的本性,表现了中国小说与异文化的交往中复杂的形态.20世纪中国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1950年代的“方言问题讨论”与乡土小说的语言方向

1950年代初期,以《文艺报》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开展讨论的目的是确立民族共同语,以规范化对方言进行统率和改造。这一方向符合时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要求,国家紧接着也制定了相应的语言规范要求。但是,讨论未能真正平等而充分地展开,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对小说中使用方言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因此,讨论对乡土小说的语言方向产生了严重影响,乡土作家们逐渐改变自己的创作习惯,小说中的方言使用迅速而显著地减少。讨论产生的影响持续而深远,一直延续至今天。实际上,方言对乡土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蕴含着深刻的地方文化内涵。对方言的弃置,严重影响到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和思想深度。     

“四川作家群”乡土小说的民俗学意蕴

20世纪30年代“四川作家群”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俗学价值取向。沙汀乡土作品的民俗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营造方面；民俗学对艾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家主体行为的选择上，而且对本的创作也存在明显的制导作用；李劼人的小说则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地方志倾向。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对纠正“左翼”小说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     

论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

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之为题材的乡土小说创作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向.在创作姿态上,作家们更热衷于对乡村文化的感伤式怀恋,或站在乡村立场上为乡村代言;在创作观念上呈现出更复杂和多元的面貌;题材范围从传统的乡村领域拓展到在城市边缘谋生的"打工族",艺术表现也有许多新的变化.它的主要缺陷,一是对乡村苦难的淡漠,二是缺乏深刻的哲学意蕴.     

论王朔小说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王朔及其小说创作已经成为20世纪后20年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不仅开创了中国小说商业化写作的先河,而且成为中国小说后现代实践的第一人.王朔小说具有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典型表征.他的作品在对一切既定秩序和准则的亵渎嘲弄中颠覆解构了权利中心的合法性、知识真理的永恒性和理性价值的终极性,体现出审美意义深度模式削平后的"平面感"以及历史意识消失后时间非连续性的"断裂感",呈现出放弃对精神价值、正义真理和终极关怀的形而上追求的"内在性"以及现代主义神性消逝后人自身所凸显出的"卑琐性".因此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话语系统的观照中,王朔及其小说创作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学拓展了新的写作向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杨家将"娱乐审美与伦理道德主题的分化与合流

"杨家将"文学作品经过民间艺人和文人群体的想象、加工、改编,有很多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流传下来.从宋代话本、金院本、元杂剧,到明代杂剧、传奇、小说,再到清代戏曲,形成了大量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晶.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者在整体构思、立意谋篇、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伦理主题、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艺术特征和创作倾向;作品的叙事结构(空间结构、事件结构、因果结构、观众心理结构)从单线型逐渐发展为多线、递进、扇形、结网型;故事中"杨家将"家族英雄群像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单薄到饱满,表现出虚实结合、美善相济的审美特征,呈现出渐次推进、逐渐变异、累积放大的演变历程.纵观"杨家将"文学作品的整体流变,是沿着"娱乐审美--道德教化--审美+伦理"轨迹而展开的,此即"杨家将"作品流变过程的文化特征和审美内涵.     

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

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分歧,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没有乡土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文学初期,对于美国local colour小说理论如何与中国文论对接与转换,在茅盾与周作人之间初步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后来被鲁迅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即寓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于一体的乡土文学观.     

喧嚣背后的乡愁——以新世纪乡土小说及诗歌为例

新世纪乡土小说与诗歌创作在喧嚣时代下呈现为多元并置的格局,它既关乎着世俗文化的大众接受维度,又与多重审美旨趣的建构密不可分。其中,乡土小说与诗歌的互渗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作家行走在表意与抒情的字里行间,并在纷繁表象的背后寻求自我内心沉潜的乡愁。小说与诗歌内在的关联性是文学精神架构自觉与自在的状态,诗性的乡土具有现实主义气质的人文关怀,又具有浪漫主义审美旨归的诗性怀乡,从而,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内省中去自觉探寻现实建构的开放性与合理性。     

好官崔大干

作家毕四海一直致力于在小说创作中对政治人性的挖掘 和官场文化的透析。他的作品里聚集了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演绎的故 事瑰丽多彩,人物命运跌宕起伏。为便于读者了解作家毕四海创作的官场 小说原貌。编者选摘了其创作的中篇小说《选举》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 者,(题目系编者所加)     

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倾向与文体特征

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倾向与文体特征朱晓进将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共同的文化命题，［１］而且可以找寻到它们在审美倾向和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共通之处。而后者对于整体把握三十年代文学特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三十年代的“文...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论略——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

骑士传奇是西欧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产物,由分封制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是其产生、发展的基础。所描绘的种种爱情故事,虽然显得荒诞离奇,然而总是与骑士制度有着种种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性的肯定。散文体骑士传奇是西欧近世小说的先导,至少从叙事形式和技巧方面为欧洲近世小说提供了范式。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中国中古以后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体制,特别是唐代以来实行的决定中国知识阶层命运和思想状况的科举选官制度,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产生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即使是那些耽于幻想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写的虚幻恋爱婚姻故事,也多少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清代前期中、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兴盛的小说史意义,则在于巩固了《金瓶梅》发轫的以长篇小说描写现实生活的新传统和确立了长篇小说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新格局。西方和东方这两种文学现象是基于两种社会体制所导致的历史文化的差异,从而证明了制度文化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也提醒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古代的小说。     

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

南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话本小说在江南得以迅速兴起,并在明代走向全面成熟.生活在江南的话本小说家基本依据江南的地理特点、地质构造以及节日风俗等人文地理状况来构架小说时空;即使写到江北时空,也往往参照江南"版本"进行.以"游赏"为主题的江南节日,为话本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带有地方人文色彩的叙事时间刻度.同时,江南水乡又为话本小说提供了别致的叙事空间.其中,作为故事的多发地带和情缘的多生场所,"桥"、"船"、"岸"成为故事得以展开的基本场景.总之,话本小说的时空构架带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征,这些江南化的时空有力地促进了这类小说的叙事运动,并确立了其"江南文学"性质.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关于现代小说诗性存在形态的历史思考

在现代文学生成、发展的跨文化语境下,诗性文化传统存在着分化、融合与拓展的趋势,从而为现代小说表现诗性精神的多元化取向提供了实现的前提。与之相适应,现代小说中诗性存在的具体形态也发生着变化,在承传了以和谐为基质的传统古典美学意蕴之外,又表现出之于诗性的失衡或失落的焦虑等现代意味的“边缘情绪”。同时,由于西方宗教精神的影响,诗性存在形态的神性层面意义也逐步进入了现代小说的视阈。     

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选择中国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并成功地塑了中国母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作为华裔作家的中国情结和中国化意识使然。在其小说中,母亲是中国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在主题和艺术上具有特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母女关系所折射出的深邃的化内涵。     

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

明代万历以后,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逐渐从福建建阳转移到江苏苏州,再从江苏苏州转移到浙江杭州.由于迁移过程与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刊刻队伍有关,因此这一迁移直接带来了通俗小说尤其是白话短篇小说不断雅化的风格转变.     

论唐五代小说的历史化倾向

在唐五代，小说作为新兴的体，呈现出明显历史化倾向。唐五代小说多以“记”、“传”、“态”、“录”等命名；有的作家直接取材于正史记载；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时间以及采用“五见法”、“实录”法等叙事笔法，均可看出史传作品影响的痕迹；小说作家将自己的创作看作“补史之阙”的工具，并继承了寄寓褒贬、申明王道的史官化传统；他们强调真实，轻视小说创作。本从小说命名、内容构成、叙事模式、创作主旨、议论化倾向、小说理论等方面分析唐伍代小说的历史化倾向，并结合当时重史的社会风气、小说作家的史官出身、小说评论标准等方面，分析其历史化的原因。     

试论张爱玲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

张爱玲小说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主要来自明清世情小说、晚清谴责小说和民国社会小说，表现在描写世态人情、写实性、结构散漫性、全知视角、含蓄笔法和通俗性等方面。其小说的艺术优长和缺失，包括狭窄的婚恋题村、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松散随意的结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微妙的隐喻和暗示以及通俗小说趣味，都源于她对上述中国旧小说传统的继承。旧小说成就了张爱玲的小说风格，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其思想价值和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