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裁判确定性是司法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导致司法信任危机产生的因素有多种,但司法的任意性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司法裁判运行中对裁判规则、裁判运行模式以及裁判结果同一性关联的确定性的认识,是保证司法裁判公正的重要前提。     

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是司法裁判权运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为司法裁判活动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现代法治理论中有关司法裁判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存在不足之处。对人们司法裁判合法性信仰的最大威胁来自司法专横和腐败。     

法律论证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裁判困境及其反思

司法裁判的正当性问题及以对话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论证理论,近年来在我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为增强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对此也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和探索,重点是强化庭审功能,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尤其强调裁判理由阐释及论证,要求法官必须公开其心证过程。但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语境中,实质公正仍是司法裁判追求的最高目标,法官适用法律存在多重困境,法律论证过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尴尬。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仍应以实现法律之内的正义为基础,同时应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     

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判的效力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判的效力根据在于非讼裁判权的运用和当事人的合意.关于不予确认决定,因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调解协议或提起民事诉讼,它不具有形式确定力.关于确认决定,在案外人异议期后它应具有形式确定力,虽不具有既判力但应具有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确认决定还应具有执行力;某些确认形成性法律关系的决定,则应具有形成力.案外人裁判撤销制度的存在暂时阻却了裁判形式确定力的发生,旨在为案外人提供救济;并且,由于司法确认裁判不适用再审,再审也就没有打破各种效力的功效.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兼论法官的法治思维之塑造

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法官的思维关系到司法案件能否公正裁决,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重视法治思维、尊重法律规律是法官思维培养的必然趋势。法官的思维选择包含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在现实背景下,法官应当克服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增强对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遵守。     

论如何准确量刑建议——从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切入

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是一种常见现象,它对于准确的量刑建议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公诉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追求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应以遵循严格规则、寻求辩证合理性、考虑法律的稳妥性为基本进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始终以价值判断为指引,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准确的量刑建议。     

浅议和谐司法理念下裁判文书的改革

和谐司法是现阶段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南,和谐思想已深入司法实体与司法程序各个领域,文章站在和谐司法的角度,审视当前法院裁判文书的不足,探寻裁判文书改革的基本原则及具体措施.     

司法裁判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研究——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法律学说是连接立法与实践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桥梁,也是推动司法与社会互动的知识引擎和理论动力。学者的学术观点是法律学说的直接体现。在我国,存在司法判决引证法学学者观点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268份样本裁判文书中,有60位法学学者的观点被引证307次。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发挥着解释法律、论证说理及补充法律漏洞等作用,从而增强法官对法律事实性质或裁判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从应然层面来看,法律学说要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能的参考答案,为司法裁判提供有效的法律方法以及通过司法裁判总结科学的司法规律。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表明,虽然司法判决可以成为法律学说的“试验田”,但是从主题任务和实践立场两分的角度看,法学与司法的适当分离是法治持续进步的阶梯。     

公众视阈下的司法裁判——从公共危机的角度

将公共关系学中的“危机”及“危机管理”概念引入司法领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司法裁判不为公众接受的现象。司法公共危机是司法机关遭遇的损害其最高目标与根本利益,影响其形象与信誉的重大事件,对裁判的批评和质疑构成司法公共危机的主要内容。在分析危机成因的基础上,应在观念和操作层面借鉴公共关系学的成果,加强对危机的管理。     

论司法假言命题的构建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司法假言命题构建的问题,即根据靠件的容观实际构建假言命题;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构建假言命题;根据法律规定构建假言命题;根据假言命题自身的特点构建假言命题。如果从以上四个方面构建假言命题,那么就可以为司法假言推理提供真实的假言前提,从而保证结论的正确性。     

调职司法裁判的多元视角分析——从一则调职案例谈起

调职作为企业人事管理的方法之一经常被采用。由于调职后的工作内容与工作场所可能发生较大变动,导致因调职而引发的劳动争议并不少见。司法裁判是解决调职争议的重要途径,对于调职司法裁判进行多元视角分析,有利于更为深入、系统地研究调职法律问题。     

法官裁判的四种德行

正现代社会,司法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而且司法裁判更是解决冲突和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裁判的公正来实现,公正的裁判并非全凭法律条文、程序或原理,还需要法官的职务行为、司法环境以及内在约束等。     

论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兼议法院“三大难题”工作的症结与突破

案多人少、缠诉闹访、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法院工作的三大难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在探寻破解之策,虽取得了一些的成效,但离问题的解决还相差甚远。本文试图在民事诉讼各阶段引入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概念,并通过相关制度的构建,使当事人在诉前、诉中、执行中能对裁判结果形成合理的预见,进而从源头上减少三大难题对法院工作的困扰。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兼议值得当事人信赖的民事审判权运行方式

在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司法的可接受性是指司法所具有的能够让当事人及一般社会成员认同、信任和接受的属性.[1]裁判的过程和结果能否被当事人认同并接受,关系到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然而,受法制传统薄弱与法制现状的制约、转型期纠纷大量爆发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冲突、司法改革举措不完善与司法公...     

裁判视野下之诚实信用原则——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研究

被多数学者冠以“帝王条款”之名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多个具有不同性质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青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影响却缺乏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具有硬性的拘束力这一命题的前提下,填补理论上的空白。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视角,从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两个方面揭示其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具体要求。     

现代衡平司法思维之下的裁判——论法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求进之路

衡平裁判的推导过程在国内尚缺乏系统而有针对性的研究,笔者以司法裁判者的主体性为研究视角,以衡平法的现代性为研究纬度,以构建法律的内外和谐为研究指向,对本命题进行了一个浅象性的剖析。衡平裁判是一个历史的命题,故首先阐明了我国传统司法裁断的衡平化的特征,以此说明现代衡平裁判本土资源的丰厚、深远;衡平裁判又是一个现代化、开放性的命题,在法治现代化的国度里,衡平思维不断地从法律推理学和解释学中汲取营养,通过对图尔敏和阿列克西两位法哲学家学说的引介和借鉴,阐述了现代意义的衡平裁判体系。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问题研究——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实践的碰撞及其整合

在司法透明的理念视域下,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一方面被部分学者视为理所当然之举措,另一方面在当下也确实成为了司法者自身的一种正处于实践中的潮流。然而有关观念与实践的交汇却首先是以碰撞的形式呈现于世的。本文试图结合实证调研所获取的材料,经由对实践的分析,对理念的思辨而对这种观念与实践碰撞的现状提出自己的整合观点,指出裁判文书应当有限度的网上公开。     

后真相时代的司法 ——评陆而启《意见裁判主义》

从陆而启所著的《意见裁判主义》一书的研究谱系和其可行性来看,"意见裁判主义"已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首先法实证主义为"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背景,反过来"意见裁判主义"也可以看作是法实证主义理论的一种适用;而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法律推理的特质.其次,司法作为意见交流的平台既与法功能论视现代司法为重要的公共交往渠道的观点吻合,又是利益多元社会中司法判断获得正当性的一种方式.但"意见裁判主义"理论在保障辩护人的权利,达成多方合意的效果以及具体实施方式等方面还不明朗.     

现代司法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商谈论之司法观

根据哈贝马斯,司法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一种法律的适用,如何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在论证,从而同时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的典型理论包括解释学、实在论、实证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论提出了较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其缺乏对话层面的考虑,而不可避免陷入独白化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将商谈论引入以解决司法判决的合理性问题。哈贝马斯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对传统的司法理论具有颠覆性。虽然这种理论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份,但对解决当代社会的司法问题,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视角。     

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对立与融合——司法裁判角度的解读

由于公司自治的基础是意思自治,强调的是主体的自由、自主和独立,追求的是个体利益的满足;国家强制的基础是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国家干预,体现的是国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两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来讲,惟有将两者的平衡作为指导思想,恰当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防止司法权的滥用,才能协调两者的冲突,在个案中实现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有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