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责任、公正：应对网络舆论危机的伦理原则——基于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的思考

网络舆论危机是就网络舆论非理性的偏激所可能引起的破坏性舆论倾向而言,其本质是公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应对网络舆论危机过程中,要秉持以及时、客观、正当为核心的自由原则,以负责、问责、反馈为核心的责任原则,以完善、深化、促进为核心的公正原则.在处置网络舆论危机的具体实践路径中,要强化政府主导意识,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加强网络伦理建设,提升网民道德修养；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创新网络参政问政.在政府、媒体和网民的共同努力下,有效发挥网络舆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创造良好的公共网络话语空间,以促使其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服务.     

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塑造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其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其公信力较低已成为影响我国互联网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网络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应有地位。媒体的权威性、信息的原创性、内容的真实性、传播的即时性、格调的高雅性影响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提高网络媒体公信力，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社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主要包括：强化政府监管；加快制定和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站自身建设；提高采编人员专业素质；报网结合；建立平民式舆论监管机构：树立人人都是把关人的理念；加强受众需求研究。     

我国基层政府网络危机管理的困境及对策

随着网络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基层政府面对的网络危机事件不断增多,现阶段我国基层政府处理网络危机时在危机意识、危机决策、专业化危机管理队伍以及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等几方面存在困境,使得基层政府网络危机管理工作做得不好.要改变这种局面,化被动为主动,该文提出必须提高认识、强化危机意识,加强危机预警、做好危机决策,公布全面信息、重塑政府权威,建立网络舆论监控体系、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虚拟社会管理与网络舆论危机应对

分析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指出网络虚拟社会已然形成，网络舆论事件频发要求提高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健全网络引导机制；指出与传统舆论相比，网络舆论具有突发性、互动性、燃点低、触点多、传播快、影响大等新特点，网络媒体的兴起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但在政府缺位网络公共舆论引导与管理的背景下...     

中国网络舆情的现状及应对之策

在我国,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传播的集散地与交锋的主阵地。各级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特别是公共舆论危机的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转变思想观念、优化危机应对策略、完善网络舆情研判与预警机制、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及法制体系等方面入手,改善舆论引导方式,重拾话语主导权并增进公信力。     

危机传播中意见领袖与政府博弈研究

杨军在《理论改革》2013年第2期撰文认为，网络环境中，全民皆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政府主导舆论的格局被打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平等关系，信息传播难以控制，任何人都可以对危机事件的是非曲直进行热烈的讨论。危机传播中，意见领袖影响力强、影响范围广，擅长通过其言论与公众互动引导舆论方向，与政府形成博弈态势。政府要想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在与其博弈中要主动回应其对新闻线索报道的需要，配合、尊重并引导其报道真实权威信息。政府要积极和意见领袖进行对话，通过意见领袖引领舆论风暴的风向，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终极目标回应公众关注点。     

从“网络大V”看自媒体时代的传播伦理

现阶段的媒体传播环境中，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在以个人传播为主的新传播媒介中都掌握着相较于以往更为宽松的话语权和更多的言论表达机会，网络舆论场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和地位得以进一步的凸显，对于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以及网络传播所触及的传播伦理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构建和谐、理性的网络传播秩序需要培养理性的受众和理性的传播媒介，更需要培养理性的“意见领袖”，推之当下，体现在具有更多话语表达机会和更强话语影响力的“网络大V”之上。     

加强网络舆论宣传管理 营造网络发展良好环境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当务之急是加强网络舆论宣传管理。近年来，网络文化的日益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立法滞后，网络舆论宣传管理缺乏相应的法律政策支持；管理思路滞后，网络舆论宣传管理依然沿袭传统媒体的思路；管理手段滞后，在管理中主要使用行政管理手段，缺少法制管理手段；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议程设置与政府形象传播

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度破坏性使政府网络形象面临困境,形成了网络空间的政府舆论危机。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对网络媒体议程的设置、回应与引导,形成对政府形象网络空间的主导,提升网上政府形象传播,构建能够充分体现主流价值的和谐网络舆论环境。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价值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智能传播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传播技术，使网络信息传播呈现自由化与全球化、公开化与迅速化、碎片化与隔绝化、透明化与泛娱乐化等特点，为网络空间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为其带来一系列风险挑战，对网络疆域主权安全、政府公信力、社会信任度、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网络伦理生态等方面造成一定冲击。在智能传播时代，可通过共建网络平台、树立网络权威、加强网络引导、整治网络伦理等路径，助力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制与应对策略

受利益化、民意化、非理性化等因素的影响,民间网络舆论与官方舆论的分离日益凸显,由此引发的网络舆论危机此起彼伏。新形势下界定网络舆论危机,按照网络舆论的形成规律,可以总结出有组织-有利益、无组织-有利益、有组织-无利益、无组织-无利益等四类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制。针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过程采取相应的阶段应对策略,可为政府相关部门有效应对网络舆论危机提供参考。     

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意的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通过分析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参与主体在形成、传播、反馈等方面的行为，试图揭露“被民意”的网络舆论面纱下利益主体间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并对达到制约与平衡后的网络舆论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新媒体的兴起对党的思想舆论工作的影响分析

新媒体的兴起产生了新的媒体环境，正在对新闻传播、政治和外交决策、政党政治特别是党的思想舆论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并引起了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加强党与媒体的联系和互动，利用新媒体改进党的思想舆论工作；要加强并提高党员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重视培训党的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技巧；要培育和打造属于自己的主流媒体阵地，构筑新的信息平台，利用新媒体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加强党和政府与社会民众的沟通和交流；要加强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建立互联网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探究了政府、媒体、公民、NGO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剖析了这些主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针对困境的实践路径和对策：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和信息公开体系、加强舆论监督管理和官员素养建设;重视媒体的引导作...     

论政府网络舆论干预的边限与模式选择

即使在民主时代，政府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也是必要的，但越须为其划定合理的界限，实现政府舆论控制权与社会公众舆论表达权的平衡。政府网络舆论干预应该体现合法、合理、适度的原则，既能保证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网络舆论及传播进行协调和控制，又能保证公众的独立性与自制性，使公众网络舆论权得到有效保护。     

网络舆论危机研究综述

国外学界对网络的研究比较早，研究成果较多，内容主要是围绕“网络民主”“虚拟政治”进行。国内互联网和技术尚不如国外发达，相关法律法规也尚未建立或成熟，政府和公众的网络舆论危机意识还比较模糊。国内网络舆论的研究起步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相关网络舆论危机的专著比较少。     

政府门户网站与公共危机管理

门户网站：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新平台 门户网站是政府发布政务信息、提供网上服务、集纳社情民意、接受公众监督的官方网站，也是政府开展危机管理的新平台和舆论阵地，发挥着其他媒体替代不了的作用。     

如何进行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引导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已经成为突发事件危机公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充分理解传统电视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快速进行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公关,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构建良好的舆论传播环境,成为媒介融合背景下政府和媒体共同关注的议题。     

政府规制网络舆论的缘由、策略及限度研究

网络舆论生成于网络诱发型公共事件、现实触发型公共事件及网内外联动型公共事件;传播议题聚焦于捍卫公民权利,追寻事件真相,拷问政府良心和责任,表达爱国热情等方面。在公共能量场视阈下,网中人和网络组织的动机和场内的能量具有交换上的自由性,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重复性的实践语境中为获取意义而相互交流与论争,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负效应较为明显。因此,一方面非常有必要从政治引导、法律强制、技术监管和道德约束四个维度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一整套综合治理框架来规制网络舆论;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政府无法回避的规制限度问题,政府寻求规制网络舆论限度的实质在于为自己的行为划定合理的边限,既保证社会公众的各项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又不至于导致社会失序与混乱。     

试论城市危机管理外部响应网络的构成和作用

城市危机管理的责任一直主要由各级政府承担。一定程度上,政府外部资源：如媒体、NPO、社区、企业和市民的作用被弱化或忽视,这是不利于危机时期的资源整合的。本文提出城市危机管理外部响应网络这一概念,旨在分析以媒体、NPO、社区、企业和市民为主体的外部响应网络在城市危机管理中各自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