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

西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霸权正在走向终结,曾经推动西方崛起的现代化革命,如今已惠及所有国家。因此,19世纪发展起来并为中心——边缘世界秩序(core-periphery international order)奠定了基础的国家间实力差距(power gap)正在缩小。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世界由有中心的全球体系(centred globalism)向去中心的全球体系(decentred globalism)转变。与此同时,当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的同时,主要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程度也正在缩小。事实上,当代世界中所有大国在某种形式上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兴起中的世界新秩序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比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呈现的要小得多。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同质性是否将在四种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中引起地缘经济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是否会超越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消弭了彼此的分歧?当代世界会出现像20世纪初那种不同类型而互为冲突的资本主义模式吗?或者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协和资本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有可能仍然会处在一个政治上分化的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世界。由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地缘经济竞争将不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发生。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新亚洲战略

地缘政治探讨地理因素与国家间权力兴衰的关系。由于英美霸权相继主导国际体系的发展,麦金德式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主导范式。在整个20世纪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欧洲是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亚洲只是边缘角色。但21世纪初始,中印崛起引领亚洲崛起,这一区域的权力增长和变迁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盟体系以麦金德的"枢纽"为核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压制中国。但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东亚盟国实力地位下降,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正在经历从东向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正向着亚洲中心位置回归。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积极推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亚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适应区域内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视野,超越了以压制挑战者为特征的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     

电子游戏、地缘政治与美国的世界秩序图景——基于美国“军事娱乐复合体”的实证分析

电子游戏是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产品，具有独特的参与性、互动性等媒介特征以及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不同国家的电子游戏折射出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外交传统。流行于美国的第一人称射击（FPS）游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体现了美国黩武主义的外交传统和冲突型的战略文化，是当前美国“军事娱乐复合体”生产的最重要的大众文化产品，在美国国内及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20年来，美国主流FPS游戏持续输出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与战略文化，将虚拟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好”与“坏”、“强”与“弱”、“文明”与“野蛮”、“社会内部”与“社会外部”之间的对立之上。美国FPS游戏塑造了地缘政治“邪恶他者”与“仁慈帝国”之间相互对立、处于永恒战斗状态的世界观，建构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基于“道德等级”的世界秩序。美国FPS游戏宣扬美国霸权，以技术例外主义的物质性权力塑造不受约束的政治例外主义，并通过精心设计的游戏叙事、机制，建构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权力。以FPS游戏为代表的美国新兴大众文化产业对内影响美国公众的认知、对外传播美式价值观，已经成为现阶段美国最重要的一种软实力工具。     

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特征

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划分世界的中轴位置从原来的美苏之间改变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美国赢得了唯一的超强地位，同时世界格局正在多极化发展。欧亚大陆仍然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央舞台，美国与欧亚本地大国争夺欧亚地缘政治空间。欧亚大陆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大国关系为主线，形成新的地缘政治组合体。     

21世纪初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

在中印加速崛起的牵动下,亚太经济实力不断上扬,发展前景看好,正在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亚太崛起与中国崛起同步,并互为依托,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战略机遇,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地缘战略挑战。中国应在充分考虑亚太崛起对中国战略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制定21世纪地缘战略,在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及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各种地缘战略挑战,以保障中国实现战略崛起。     

“内生腐败”及其成因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武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

西方地缘政治学历经百余年来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系统、权威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论框架,也即"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受此影响,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在解读"一带一路"时会产生两种习惯性思维:一是历史类比,将中国与历史上的崛起大国相比照;二是通感,想象中国会模仿自己追求扩张和霸权。本文批判了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认知基础,指出"一带一路"不以追求权力和控制为目的,不依循"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也不采取海陆对立的"两分法"视角,而是尝试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中国应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地缘政治风险,讲好中国的地缘故事,改造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     

小国的生存之道:冷战后捷克的地缘政治思想

冷战后的捷克地缘政治思想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部分思想家的观点,以对捷克民族与国家历史的重新解读为研究重点,并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捷克对外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捷克地缘政治思想注意探讨捷克民族的历史—政治身份问题,关注周边地缘环境的变化甚于关注自身,强调入文因素对地缘政治进程的影响,坚持警惕德国、西方不可信赖、加强与东方联系等基本主张.捷克地缘政治思想反映出捷克部分政治和思想精英对于强国环伺下小国生存战略的不懈探讨,但对捷克当代对外政策的影响较为有限.     

地缘政治因素与二战期间大国的战略抉择

地缘政治因素是二战期间制约各参战国家战略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ｌ）二战前夕和初期，德意日和美英苏之所以能分别组成轴心国和同盟国两大战略同盟，除了国家利益一致、意识形态接近等原因外，使对手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这一地缘政治的考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２）地缘政治因素对参加二战的各大国军事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南下”向英美开战，美国坚持“欧洲第一”战略，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都与其地缘政治的考虑有关。（３）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后期，根据新的力量对比，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划分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以地缘政治因素考察各大国的外交决策，也是观察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适应了垄断资本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 ,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指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是为了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欺骗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盲目追随新自由主义政策 ,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进一步加深了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安全

自2 0 0 2年1 2月1 2日朝鲜宣布重新启动核计划,朝鲜半岛问题再一次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北亚各国的困惑和担忧。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一、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价值自1 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朝鲜半岛所凸显的独特地缘政治属性,便成为东北亚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的地理中心,介于中、俄、日三大国之间。从全球角度看,朝鲜半岛是北太平洋最有战略价值的地区。朝鲜半岛地处大陆与海洋的交接部位,作为由大陆向海洋延伸、过渡的特殊地理部分,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地缘战略特征。按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     

浅析美国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

几个世纪以来 ,欧亚大陆一直都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 ,是世界主要力量活动的舞台 ,世界历史上诸次大的战争都发生于此。直到今天 ,它仍然是大国之间较量的重要场所和国际格局调整的主要对象。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 ,自命为“世界领袖” ,认定美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到来。鉴于欧亚大陆极其重要的地缘价值 ,美视之为“塑造”2 1世纪世界 ,建立单极统治的“大棋盘” ,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 ,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开始进行一系列调整。     

“文明冲突论”:一个历史的谎言──再论21世纪的历史选择

“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是90年代以来美国右翼势力煽动的反华思潮，与历史上的“黄祸论”一脉相承，是以“西方文明中心论”为背景的帝国主义理论。二战以来，这种思潮从欧洲蔓延到美国，形成一种所谓“和平地理学”的“地缘政治”理论，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战争地理学”，成为长期支撑美国战后世界战略的理论依据。随着20世纪末国际新格局的出现，围绕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美国对世界战略作了某些调整，而“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则是为其地缘政治理论披上的文化外衣，是为实现美国称霸世界服务的反动思潮。“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尚未过时。人类尚未摆脱世界性战争的威胁。人类向何处去？21世纪人类仍然面临着历史命运的巨大挑战。     

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

随着近年来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作为印度洋地区惟一聚焦于海洋安全的泛区域性合作组织,印度洋海军论坛已成为该地区海军和海岸警卫力量共同讨论海洋安全事务并寻找合作性解决方案的平台。然而,作为传统的海洋大国与正在崛起的海洋大国,美国和中国等在该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地区外国家均被论坛首倡国和主导国印度有意识地排斥在论坛之外,这与印度可能的地缘战略意图一脉相承:欲变印度洋为"印度之洋"。鉴于中国在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海洋利益,着眼未来,中国应当努力争取获得该论坛的常任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国地位,着力倡导"和谐海洋"的思想,积极而稳妥地推动对于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宏伟构想的认识与实践,追求一种开放、包容、全面的海上安全秩序,在确保自身海上交通生命线尤其是至关紧要的能源进口安全的同时,为印度洋海域、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安全、稳定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改革阻力来自三个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共识。中国正在从一个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向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转型中，兼有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随着此消彼涨，中国面临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旧体制的遗产被消除，形成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是，旧体制的遗产越来越强势，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这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因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我国未来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立法取向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冷战时期的“脱冷战”思考——石桥湛山国际政治思想述评

石桥湛山是20世纪日本国际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冷战时期，石桥秉承他战前一贯的“小日本主义”的反战和平立场，阐发了日本“自主外交”的政策主张，进而提出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构想，并对冷战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石桥湛山在冷战时期的“脱冷战”的思想见解，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对现实的国际社会也不无参考意义。     

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

近些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民主和威权相混合的"选举式威权主义"这一新型政体,一些国家的选举式威权政体至今仍保持稳定,比如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和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此类政体成功获得巩固的原因也日益引起关注。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一国相对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在国际贸易的扩张中获益,可增加其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因此,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石油贸易的扩张期,作为石油输出国,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石油要素所有者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强,相较于其他群体,他们能够汇集更多资源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有效地利用政党、社会运动和大众传媒等方式进行选举动员。威权国家通常在能源领域拥有更大的干预性力量,石油要素所有者的组成通常由当权者决定,或者他们就是统治联盟的核心成员。该群体的收益得益于威权统治的保障,因此他们偏好于延续这一政体,在总统选举中努力帮助当权者胜出,而成功连任的当权者更容易渡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逐渐巩固其威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