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点赞 几分真心在其中

清早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第一条信息:我属于点赞党……还配了两张图片,一张上写“过去的一年,你送出了8946个赞”,另一张上是“你收获了2852个赞”. 我的朋友圈里就有这么一个人,她是我的前前同事.在每个共同好友的消息里,都能看到她的“赞”.无论那些朋友的消息是一大早发的,还是凌晨发的,都能在评论栏里,看到她的头像.看多了我就有点儿纳闷:“她们没那么熟啊……”     

都市,给我一片天

当我终于与一家报社签了一张一年的聘用合同时,口袋里,刚好还剩下400元。 在中原的小城里当了近10年的记者,一向安安稳稳的我竟被一句话刺激成了“流浪汉”。你说是不是造化弄人! 那天,我们报社的头儿撤下一篇我采写的稿子,理由是“阴暗面不宜暴露太多”。 我不服,小声嘀咕:这有什么,人家广州深圳,比这厉害得     

在宽容的“镜子”前

一个神秘人物又“神秘”地返回了生活。七九年上海民办刊物《民主之声》,负责人是他;八○年,发起成立“民刊学会”的,也是他。他曾自凑班底,竞选上海南市区人民代表,这成了当年的“爆炸”新闻。这个神秘人物,姓傅名申奇,原是上海动力机厂工人。五年前,他被控犯“反革命煽动罪”,判刑七年。今年七月,他被提前释放。找寻他的人在问:傅申奇在哪,近况如何? “我在自建的‘炼狱’里!”这位平常、普通的三十二岁男子深沉地说,“我在民主、宽容的氛围里,     

我在悉尼“红灯区”开店

最近,从澳大利亚回来,联络一些旧朋友,他们见了我都会问:“这些年,你干什么去了?”我说:“卖青春去了。”真的,我的大部分青春都是卖给了“土插队”和“洋插队”,漂泊在无声滑过的岁月里了。古人说:“青春卖与帝王家”,还为此愤愤不平,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他们卖自己,还有个“帝王”可以卖,而我与我相似命运的这一代人,完全是糊里糊涂地卖掉了自己,卖给谁了都不知道。只知道年近不惑之年,还没一块归宿的土地,身前料峭,身后也料峭,竟不知依恋何方。我想我埋葬青春的地方,永远结不出属于生命的丰盛果实。     

村庄里的“都市”

有一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我早已忘光,片名却还常常脱口而出,“都市里的村庄”!大概是因为这类从艺术走向现实的画面较多在眼前出现吧,我都见怪不怪了。村庄里的“都市”,我却是头一回见识。这里没有摩天大楼,也找不到霓虹灯。所谓“都市意识”,有时,是通过人与环境所进入的文明程度来体现的。眼下,我正在一个叫作“南湾新村”的地方漫步。置身于一排排崭新的楼房之中,恍如闯进了阅兵式里的“步兵方阵”。麦礼和,引我到这地方来的南基村党总支书记告诉我:每一排楼房之间的间隔道路宽2米;每一幢楼房的地面建筑面积是56平方米,7×8,不多不少,     

愚人节玩笑

夜已深,丈夫仍加班未归。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定是丈夫的,我很欣喜地跑过去接听。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一把略带沙哑的女声:“请找梅而。”我说:“我就是。”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哦?我是你丈夫的朋友。他喝醉酒了。”我的心不由抽紧了。接下来,电话里传来一阵男女的哄笑与嘈杂声。我握着话筒等了好一会儿,然     

热线综述

元旦伊始,“城市故事热线”与她的读者一起迎来了喜气洋洋的新一年。去年10月,我曾经在“热线”中告诉读者,如果谁愿意与我们同行,请来信告诉我。几个星期里,几百封信函应约而来,在一个又一个深秋的黄昏里,我坐在办公桌前拆信,心中一片收获的喜悦和温暖。亲爱的朋友,收到我的贺年卡了吗?收到我的祝福了吗?你们的名字,已经被录入电脑,记进了我们的“热线档案”,在新的一年里,请您随时留意“城市故事”专栏,也请您随时留意您的信箱,我们将随时与您联系。为了丰富我们“城市故事热线”的内容,更详尽地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从今年1月号起,“热线”推出每月一个策划专题,为渴望帮助的读者解难答疑。这一期,我们的专题是:面对高考。针对冯江同学和许多中学生及其家长们面临高考的压力和困惑,我们编发了“高考‘状元’成功秘诀”一稿,希望能对有关读者有所帮助和启发。读者朋友,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难,请来信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探讨。     

报海刊林“引水员”

“警察来了!”有一回我去参加作家们的聚会,听到有人这样开玩笑道。我说:“就算我是警察,可你们不是小偷啊!”我这个角色很特殊,是不是? 在一个满桌满地都是报纸、杂志的房间里,59岁的李汗就自己的特殊身份呵呵笑着。他的职务是: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处长。说我是“警察”,那是因为全省公开出版的数百种报纸、杂志,都得归我们这里管理。如何管理?我提出了一个八字方针:“引导、监督、调节、服务。”这八个字里,我认为服务是基础,这就不能满足于当当“警察”或是“消防队员”,因此,我更乐意当好一个合格的“引水员”。引水员并不比船长高明,但他熟悉自己这一带水域,可以顺利     

连载三(电影文学剧本)0号别墅

市公安局傅振华局长家小院。卢小影带哥哥卢小凯走入。小影:“傅局长!我把他带来了。”局长迎上来:“年轻的神经外科专家!你妹妹多次讲到你,你父亲也是我的好朋友。来,坐。”他们坐在院子里小藤桌旁。局长:“听说你父亲一直在美国讲学?”小凯:“是的,已经去一年多了。”局长:“最近通电话了吗?”小凯:“没有。他近来很忙,前不久来信说又去拉丁美洲了。”     

语言的沧桑

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我随着成千上万的出国留学人潮到澳洲留学。那天下了飞机,我忽觉肚子疼,急急四处找厕所,出得门来,偌大的一个候机厅里只剩下几个茫茫然不知所措的中国人。我推上自己的行李车,往出闸口走去。一回头,他们全跟上来了。“你们刚才怎么不出闸口呢?”我问一位紧跟在我后面一步不离的漂亮女孩子。“我们不知该往哪里走啊!”一双大眼睛里满是仓皇。她带着哭腔告诉我,他们几个都是广州人,一起出来留学闯世界的。出国前已通知澳洲留学的朋友     

另类考题

好似现在的考试，选择题占的比重和分值越来越高了，以至于连小说里都有不学无术、七窍不通的学生一路“A、B、C、D”地“填进”了初中、高中和大学。请注意，亲爱的诸君，我只是说小说里，并没有说我亲耳听过或亲自见过。我可不敢胡诌八扯来抹黑我们“伟大”的教育和教育制度。     

我的未来不是梦

记得有一首歌里唱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今年33岁,在经历了人生沧桑之后,我也要说“我的未来也不是梦”。也许有人会说我故弄玄虚,但如果你听完我的故事,也许会倍感沉重了。     

甜酸苦辣的“文艺经纪”

人称我们这帮文艺经纪人为“穴头”,好像我们是“大款”“大爷”“大哥”什么的。其实啊,说一句实话,在当上“穴头”这两年里,我觉得自己像什么呢,像孙子。 演员像“大款”,观众像“大爷”,“穴头”就像求爷爷告奶奶的孙子。     

古巴迷宫

“黑夜里仗着宝剑向风车开战”,是塞万提斯小说里的“骑士”形象。4个世纪后,卡斯特罗回忆说:“在大学里,我是堂·吉诃德式的,浪漫的,对政治知之甚少;但马蒂和玻利瓦尔的梦想,以及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想法,已经模糊地在我心中发芽了。”     

我这一辈子——本刊记者就京味话剧艺术与演员方旭的一次对话

2011年,老舍名著《我这一辈子》在方旭手里变成了独角戏,方旭自编自导自演话剧独角戏《我这一辈子》,这很像著名话剧演员曾被人们称为“话剧皇帝”的石挥,1950年,石挥也是自编自演自导了电影《我这一辈子》.方旭说,这版黑白片《我这一辈子》他很喜欢,石挥的表演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尽管这部电影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得不”改编得很不成功.“《我这一辈子》小说中很多极其重要的东西,在这部电影里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那是艺术家的遗憾.”方旭说.     

文化大国的幸与不幸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被媒体炒得极热。中国人可以无比骄傲地说“我的祖国有五千年灿烂文明”“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诸如此类。但自信心刚刚开始膨胀的中国人只顾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之中，忘记了去思考我们的文化对我国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有和帮助。毕竟“文化大国”不仅仅是一个好听的名头。     

人才与位置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有四个穿短裤的美国军官在一所房子里冷得直发抖。这时美国海军负责征选人才的委员进来了,他问军官A:“你能做什么?”A答:“我曾是梅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受过训练,能迅速地判断市场价格与趋势。”委员斥道:“难道你连一点实际工作都做不了?”于是他又问B。 B答:“我原是律师,善于衡量证据和整理材料。”委员又把B否决了。C说:“我懂得语文,通晓历史。”委员哼了一声,把眼光投向D。D很神气地说:“我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     

窗花小束

当我着手为拍立得相机制造黑白底片之际,我同时确定了制造彩色底片的原则。一切就绪后,我邀请何伟·罗杰(他跟我工作十年,精通偏光技术)与我在实验室对坐,想想彩色底片的事宜。这样一晃数年,何氏只是坐在那儿,很少说话,却慢慢吸收我制黑白底片的技术,终于有一天他站起来说:“一切就绪了,我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特别成立一个彩色底片实验室,历经数年奋斗,终于成功研制出彩色底片。上面的例子是要说明一点: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我们只“要求”工作人员一个人坐着沉思两年。这     

听,“叮噹玉佩”

北京,1986年5月初的一天,我来到定陵地下宫殿陈列室参观。陈列室里金银珠宝,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蓦然,我的目光被一条翡翠色半透明玉带吸引过去。据介绍,这条玉带是明朝万历皇帝所佩。每当皇帝外出巡视,举行祭祀,召见官员时,总要把它佩挂在身上。皇帝如有轻率之举,这条玉带便会由于碰撞而发出“叮噹”“叮噹”的响声,暗示皇帝勿失尊严,从礼而行。所以,这条玉带被称为“叮噹玉佩”。从这条“叮噹玉佩”,我不禁想到了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即“角色规范”。所谓“角色规范”,就是指社会对角色扮演者所确定的社会要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     

“假市长”在一九八七

“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活动,马上就要迎接它的两周年纪念了。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杂志社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大部分朋友在关心广州的市政建设,也有许多朋友关心着开放改革中的许多新人新事。一九八七年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八七年第一封建议信,信上日期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可能,这是八六年最后一个加入“假市长”行列中的人了吧。这位广州港口机械制造厂的谢宝桂朋友提出:设立“广州市集资建天桥办公室”,统一领导、统筹安排集资建人行天桥的规划,等等。在过去的一年里,广州市民积极争当“假市长”,外地的同志也不甘落后,纷纷为广州提了许多建议,这之中,有辽宁的中学生,河南的乡干部,大西北的工人等等,我们向这些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在一九八七年里,许多“假市长”正在思考着如何去继任,更多的读者朋友也在试探着迈进“假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