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药监管领域贪贿犯罪的博弈论分析

食药监管领域的贪贿犯罪往往是贪贿犯罪的重灾区,时常存在"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尴尬局面。同时该监管领域的贪贿犯罪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存在着博弈的关系。根据博弈论中的策略模型分析犯罪人和检察机关在采取策略时的不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找出犯罪人进行犯罪的临界值,以分析犯罪成本、监察行为和犯罪收益等因素影响犯罪人从事贪贿犯罪的概率,探索食品监管领域贪贿犯罪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政府政策制定中官方决策者与非官方参与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对政府政策制定中官方决策者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官方参与者博弈行为规律的研究发现,官方决策者对非官方参与者影响行动采取严格监管的成本、社会效益,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的成本,以及非官方参与者采取行动的成本、政策收益,不采取行动的损失、收益等因素决定着双方博弈的最优稳定策略。党和政府需要对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的监管,提高自身管理利益集团的能力,建立常态化的反腐机制,使双方群体在利益博弈中选择最优稳定策略,即采取严格监管和不行动策略,维护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实现公共政策的治理现代化。     

基于收益和成本的企业信用行为变化研究

企业终究是一个自利性的组织，利益的变化才是其行为选择的根本原因。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建立成本、收益和企业信用模型探讨因收益与成本的变化而导致企业信用行为变化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机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相关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守信与失信的比较净收益、市场的激励收益以及外部威胁成本共同制约着企业的信用行为选择。     

公共选择视阈下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动机、模式与治理——一个文献分析的框架

地方政府官员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微观基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对整个政治与行政体系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梳理"政府官员行为"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遵循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官员各类行为及其发生机理进行解释。在科层制的政府组织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人利益和组织特性构建行为决策的成本收益函数,权、利、名构成我国政府官员收益函数基本内容,而来自组织约束和社会压力的各类风险成本则构成其成本函数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激励、经济激励、行政控制与法律规范以及伦理约束等动力机制的激励与约束下,会根据自身成本和收益偏好做出均衡选择,并形成正式行为、非正式行为和异化行为三种行为模式。实现对官员异化行为的治理,需要回溯其发生机理,进一步完善官员考核与晋升机制、构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容的经济激励机制、健全政府组织权责分配体系与行为规范机制以及重视政府官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     

预防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者在腐败行为发生前都会对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权衡，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腐败者心中的腐败动机才会产生，进而演变为腐败行为。因此，怎样去预防腐败就要从对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开始。预防腐败要有一个先进的理念指导一增加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进而设计出各种制度，构建一个良好的奖惩机制，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会在预防腐败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成本收益理论：腐败与反腐败的机理

腐败者在进行腐败前大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和衡量,即考虑通过腐败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权力拥有者才会铤而走险并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实施腐败行为;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有所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因此想有效的控制或遏制腐败,就应当从提升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甚至从减少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建设。     

遏制和预防公务员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公务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尚有缺陷,导致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从微观经济学理论出发,建立成本——收益模型和公务员腐败——廉洁选择的决策树模型。通过制度创新,使腐败成为被查处概率极高、政治风险极大和经济成本极巨的行为。同时,提高公务员廉洁收益。     

公司境外上市资本跨境流动的法律监管

资本的跨境流动是公司境外上市法律监管的重中之重,鉴于资本跨境流动经济行为的自发性、盲目性,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和证券市场的其他主体通过建立证券市场监管机制对市场运作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尤为重要.我国对公司境外上市资本跨境流动的法律监管应当遵循监管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原则,以政府公权监管为主,注重事前监管,辅以证券行业组织自律和私权诉讼,合理地构建公司境外上市资本跨境流动法律监管组织体系的结构.     

基于“成本--利益”理论的腐败与反腐败分析

现阶段导致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仍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为。试用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模型，将腐败主体～公职人员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使之成为“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为，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有效路径选择。     

低成本反腐败体系的构建

每一个腐败分子都会考虑其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政府的反腐败行为也同样存在成本与收益 ,反腐败行为能否持续的关键也正在于反腐败的收益是否能远远高于成本。本文分析了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和效率 ,提出要使反腐败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 ,就必须构筑低成本的反腐败体系的观点 ,并阐述了低成本反腐败体系的思路     

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为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和经营者的违法收益、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收益和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本文主张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所有惩罚性赔偿均采取"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立法态度,大幅提升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设置最低惩罚性倍数与最低赔偿额中择高赔偿的制度,对欺诈的认定不再苛求经营者的主观故意,也不再苛求消费者的缔约行为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论我国环境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基于涉水违法行为“违法成本>守法成本”的考察

"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守法成本"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领域违法行为于数量上增多、程度上严重的主要经济动因,在涉水领域具有典型代表性。基于对涉水生产行为的考察,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激励原理,分析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建议从科学确定违法行为的法定成本、有效增大受罚概率、辨证处理法定成本与受罚概率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健全和完善"违法成本>守法成本"机制,促成预防治理和末端治理的结合。     

恐怖犯罪的犯罪经济学分析

犯罪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人的犯罪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都是得失关系和效用理性选择的结果,恐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综合分析该行为的成本收益之后才实施恐怖犯罪的。恐怖犯罪的成本包括：时间机会成本;惩罚成本;物质成本。恐怖犯罪收益是指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在恐怖犯罪中,一般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犯罪人之所以选择恐怖．其根本原因就是恐怖主义可以得到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暴利”。     

企业“社会捐赠”行为——社会选择中的理性追求与感性制约

企业社会捐赠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同时,企业社会捐赠既是单个企业行为,又是整个社会企业的集体行为。企业在进行社会捐赠时会考虑成本与收益等理性问题,又会考虑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非理性（感性）问题。文章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社会选择理论对企业社会捐赠行为进行理解,找到了其行动依据。     

市县党委领导活动中的成本与成效博弈

市县党委的领导活动必须讲成本与收益核算,必须以收益总量大幅度地超过成本投入为价值追求。市县党委领导活动的成本核算,应囊括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风险成本。市县党委领导活动的预期成效,主要由经济收益、政治收益、社会收益、组织收益、自收益构成。在对市县党委领导活动的收支博弈中,必须坚持做到确保党委决策的科学性、实施领导成本精细化管理、拓展领导活动收益空间、防控领导过程中的风险以及理性认证领导活动收益。     

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一直面临着三个挑战: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环境成本与收益不确定,监管方成为被监管方的"俘虏"。在环境危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了运动式的环境治理方式,企业面临着不确定的环境管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往往形成了"同谋"和"零和"关系。在目前中国环境管理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能否形成合作关系?本文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案例,探索可能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从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看我国发展政治参与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治参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诸多影响因素都可以归结为参与成本和参与收益。从参与成本和参与收益出发,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处理好公民政治参与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形成公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政治条件。     

政府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

政府行为作为现代经济过程变迁的内生要素,影响经济运行绩效,对强政府色彩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本文从法经济学角度,对政府行为展开成本-收益分析,并基于市场规制视角考察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进行匡定,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     

监管预算的前景与挑战

政府监管成本的绝大部分被排除在政府预算之外,这是当前预算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缺陷。在分析监管成本的内含以及监管预算逻辑的基础上,探讨监管预算潜在的积极作用,包括提高政府的可见性、控制政府规模与成本、以及促进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迫使监管者为监管权而竞争。与此同时,讨论监管预算在建立前后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界定和测量成本,要不要计算监管收益,如何确保执行等,并分析监管预算的可行性。     

会计人员造假行为的法律治理与制度防范

会计造假导致的信息失真对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实践中,会计人事制度不健全、相关法律机制不完善和政府部门监管不利是导致会计人员造假的三大主动因。规制会计造假行为应当双管齐下,将法律和制度有机结合,集中精力解决会计人员独立性和违法成本与收益两大难题,从而有效阻断造假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