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爷”与“倒技”

“官倒”倒钱,“倒官”倒权。这二位倒爷,在当今的“倒”坛上,大显身手,各领风骚。前者,是经济头脑,从商;后者,是政治头脑,从政。不过,“倒官”以后有了权,亦可进行“官倒”;可见同为“倒”,“倒官”较之“官倒”,又高出了一个层次。 无论是“官倒”还是“倒官”,在“倒”的过程中都打着官的印记。“官本位”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华大地上蔓延了两千多年;如     

“三资”企业党建应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对外向型经济工作干部队伍的建设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三资”企业的中方经营者在对外经济的“海洋”里还是“旱鸭子”。有的在“缴足”了“学费”以后学会了“游泳”,有的缴了“学费”仍在学“游泳”,有的干脆甘愿长期当“学生”,听从外商的“指挥”。在对外经济业务交往中显得捉襟见肘,不能“游刃有余”。企业被外商在设备、原料、销售等环节上“砍三刀”吃哑巴亏的为数不少。二是在“三资”企业党的建设中还存     

国家概念发展简述

在古希腊,伴随奴隶制的产生,出现了城市团体“poliso”,即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曰城邦国家。古罗马奴隶制的国家也叫城邦国家。一用“Civitas”表示,和希腊“Polis”相当;一用“respublica”表示。“国家”一词由法文“etat”,德文“staat”,英文“state”而来,而英文、法文、德文的“state”、“etat”、“staat”都来源于罗马语“status”(现     

漫议“人民公认”原则

应该说,现在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经过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征得大多数群众赞同产生的。他们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但这样的领导干部也不是没有:“相”出来的——或在“伯乐”身边工作,或为“伯乐”所熟悉,得以越过规定的程序走上了领导岗位;“熬” 出来的——因资格老被“照顾”上了领导岗位;“跑” 出来的——因为“密切联系领导”、“密切联系领导的亲友”、“密切联系领导的领导”而得到重用;“磨”出来的——听说有了“空缺”就去软磨硬泡,正好又遇到只想“种花”不想“栽刺”的领导,结果得以如愿;“骗”出来的——制造虚假荣誉骗取职位;“买”出来的——用金钱财物铺出了升迁道路;“拉”出来的——有些领导干部为拉帮结派提拔了不该提拔的人。其共同之处则在于,没经过人民公认,而是少数人说了算的产物。     

“好古”

“好古”本是一个很值得珍重的字眼。孔夫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许,韩愈发动文学革命,也以“古文”相标榜。至于那些干脆以“好古”为自己的名字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了。 到了近代,世风大变。“新”取代了“古”,甚至“古”和守旧、落后等等联系在了一起。“好古”一词,自然颇遭冷眼。常用的是“复古”,属罪大恶极之类。 然而,尽管“新”潮席卷天地,成了主导20世纪的时尚,好古者中却总有顽固如初的。比如蔡元培时     

“多做多错”说

有些人在“多做”、“少做”、“不做”的比较中得到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样一条似乎是经验的总结。有了这样的认识,于是就有了“混日子”,就有了“阿混小传”和“阿混新传”之类。“不做”本身就是一错,但也不过是“懒”、“积极性不高”的一种表现,何况还可以说出千种辩解的理由。     

没有“新大陆”

据说,“久违了”的“国学”又在“悄然兴起”,而且是最近打出的一面“旗帜”,不禁愕然。“国学”一词,若是追根寻源,最初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即后世所称的国子监。“悄然兴起”的“国学”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后来有“国故”一词,是指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大约到了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些留日的学生把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支那学”一词迻译过来,这才有了“国学”一词新的意思。     

露出“台独”的狰狞面目 ——斥陈水扁“一边一国”的谬论

前年“三一八”,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陈水扁也成了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迫于岛内、外的压力,当时的陈水扁把“台独”面目进行了精心包装。他当时信誓旦旦地承诺,在他任职期间,不宣布“台独”;不改变“国号”;不使“两国论”入“宪”,不举行“统独公     

向往“政误”公开

推行了一段“政务公开”,增加了“政务” 的透明度,取得了群众的监督,有效减 少了“政务”的失误,大得民心。然而,有政绩,就有“政误”,虽是都在极力避免失误,但总也难免出现失误。 也许并非只是出于“爱面子”的原因,现在的“政务公开”是,“政绩”公开多,“政误”公开少,甚至少到极为罕见的程度。 罕见并不等于没有。河北省邯郸县兼庄乡党委、政府就很有眼光,带头在全乡开设了“政误”公开栏,亮丑亮短,诚心纳谏,赢得了农民群众的真诚赞扬。     

马克思主义和学派问题

记得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今后是提“马恩列斯毛”还是“马恩列斯马”?末尾那个“马”者,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也。不久,马林科夫下台,“马恩列斯马”自然没有人提了;“马恩列斯毛”的提法逐渐在我们国家取得了公认。到“文化大革命”中,在“九大”党章上规定了继承人以后,又似乎有一种苗头:今后可能要提“马恩列斯毛林”了。不过,后来就出现了“九·一三事件”,末尾那个“林”在飞机坠落的烟焰中消失了。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这样的"数字化"要不得

南方一个曾经是思想解放的 “先驱城市”,其有关部门作 出了在那里入户的新机动车号牌尾数不再出现“4”的决定!说是为了顺应广大市民忌“4”喜“8”的传统心理。打着顺应市民心理的招牌,看似“亲民作风”,实乃“亲迷(信)”作派,维护的是迷信的陋俗,改了尾数,却也当了群众的尾巴,迎合了不健康的风气。搞四个现代化,岂能靠“口彩”和这样的“数字化”? 如此类推,民间“忌口”的东西还很多,萨“斯”岂非应改成萨“活”;“煤”炭工业部,就该改称“黑金”工业部;“媒”人作媒也不好叫了,因为有个“霉”字的谐音;按倡导者的忌口主张,广…     

把住“衙门”和家门

时下,廉政建设正在真抓实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径直走“衙门”行贿送礼,发射“糖弹”,似乎已变得不大容易了。且不说正气压邪,单是避过众目睽睽,也需要大费周折,于是行贿者另辟蹊径,转变“战略”,更多地把“糖弹”射向了“家门”。因为有些“家门”的把关者,官位不高,管事不少,一旦碰上了个“头发长、见识短”的,“糖弹”一发,即刻生效,区区“家门”自然也就成了现今行贿者的必争之地。看来,要使廉政建设收到显著效果,有必要将“家门”这道关把好、把牢。     

浅析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行为科学”的本质区别

“行为科学”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否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本文对此试述一孔之见。近几十年来,“行为科学”的一些理论,被引进到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行为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需要层次论”、“强化和期望理论”、“满足需要,预测动机,引导行为”的理论,提出了“自我尊敬和自我实现”、“金钱刺激和荣誉刺激”等概念,还提出了“刺激法”、“预测法”、“激励法”、“兴趣迁移法”,以及各种“工作程序图”,等等。其中确有一些运用了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中某些科学成果。我们可以在学习和研究西方企业管理有益经验的同时,本着“博采众长,洋为中用,以我为     

大海·长空

在“韩美林再造千尊佛首”的论证会上,文怀沙老先生先肯定韩氏“做这件事是个大功德”后,谈锋一转,云:“我很讨厌一些红学家’搞的东西。”进而斥责“红学家”“满纸荒唐言”,“混了很多稿费,脑满肠肥”,“养活了‘红学家’,饿死了曹雪芹”,     

谨防“梗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句句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心,农民群众欢欣鼓舞。 上面领导和基层群众担心的是:《决定》贯彻执行时会不会“梗阻”、“走样”?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以前常有的情形是,一些地方的干部政治意识、群众观念淡薄,“令箭”到了他们那里常常成了“羽毛”,用群众的话说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有少数地方的负责人像“歪嘴和尚”,再好的“经”,经他们“结合本地实际”一念,往往成了“怪腔异调”。     

“效能投诉”

最近,青岛市监察局、人事局和市政府督察室分别开通了“公务员效能投诉电话”,以解决政府机关“门难进”,公务员服务态度差“脸难看”,市民投诉久拖不决“事难办”等问题。 “效能投诉”采取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谁不尽职尽责“误了事”,谁对百姓的事拖延推诿、敷衍塞责,接到投诉电话就追查谁的责任。这就“逼”着“公仆”们不仅要认     

从“洗土豆机”、“洗虾机”看商机

两年前,“海尔”根据农民“洗衣机洗土豆”的愿望,组织力量攻关,造出了受市场欢迎的“洗土豆机”。在消费者满意的同时,“海尔”也赚了一把。 今年,“海尔”针对“龙虾好吃清洗难”的现象,又推出了“洗虾机”。过去一个人洗2公斤龙虾,需要10～15分钟。现在用“洗虾机”,3分钟就可以搞     

《实践论》的知行观之我见

知行关系问题,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认识论史上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但是,在《实践论》诞生之前,却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纵观中国认识论发展史,大约在先秦之际,就开始流行着“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朴素知行观。孔子第一个探讨了知与行的问题,并提出“圣人”“生而知之”和“后人”“学而知之”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荀子反对圣人生而知之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高于“知”、重于“知”的观点。他认为:“闻之”、“见之”、“知之”、“行之”之中,“行”最为重要;主张“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两汉之际,董仲舒从神学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知先规而后为     

“咬”病当治

某单位要奖励一批在“双增双节”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谁知这消息传出,便有许多人“咬”开了:“不就是节了点电,搞了点修旧利废吗?干吗没我们?就是少得几块也行啊!”这样一“咬”,许多领导便晕头转向了。为息事宁人,最后搞了个人人有份。“咬”算不算“国货”、“国粹”,我没有研究。然而在现实中,某些人的“咬”劲也确实厉害。诸如福利、奖金、评优等,若稍拉档次,许多人张口便“咬”,把别人“咬”下来,把自己“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