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验到因为——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不仅成功促使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同时也对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语用学的＂言语行为＂＂合作原则＂＂语用关联＂等核心理论根植于维特根斯坦对＂使用中的语言＂的执着思考;社会语言学的＂交际互动＂＂言语变异＂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两大灵魂：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的启发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对传统＂范畴观＂的变革为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的建立注入思想的生命活力,并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进路与走向

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变革导致了言语行为理论的诞生。言语行为理论继而发展成为语用学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本文着重考察了从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塞尔的日常语言学派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思想,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指出言语行为理论通过对语言使用的关注使其自身成为一种具有批判意向的社会理论,同时也导致语用分析不仅突破了对符号解释者之间相互关系研究的拘囿．而且使其更加关注阐释生活世界中各种关系所指称的对象及其意义。这对从哲学渊源的角度认识现代语用学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的梳理与思考

语言哲学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领域,从20世纪初建立以来的西方语言哲学逾百年,其间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形成了若干语言哲学流派,也发生了多次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当代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重点梳理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三次转向:语言本体研究上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语言转向、语言跨学科研究上的认知转向,以及语言研究单位上的语篇转向,显示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转向对语言研究有着重大影响。每一次的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都是反映人类对自我的逐步加深,并掀起了新一轮的语言研究高潮从而对语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为我们从事语言研究、逼近语言现象的本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转向及其语用学意义

＂逻辑图像论＂思维下的所有命题,其＂可证实性＂是值得商榷的。于是,在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论＂,扬弃了前期＂符号—图像—语义＂的研究路径,强调日常语言与真实世界间的交互关系。维特根斯坦提出,应该放弃以静态语言环境为参照的研究路径,引入动态的日常语言,关注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变化而非单纯的语义生成问题。这是对＂逻辑图像论＂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最终促成了语言哲学由语形、语义学向语用学的研究转向。     

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综述

20世纪初 ,西方传统哲学开始向语言学转向 ,形成了语言哲学研究的热潮。日常分析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说 ,他的学生同为哲学家的塞尔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并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引起了语言学界、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言语行为理论因此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 ,言语行为理论也暴露了其不足与缺陷。为了进一步完善言语行为理论 ,这些问题还亟待语言学家、哲学家共同解决。     

语言哲学的三段式发展路径

历史地看,语言哲学大体上经历了“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的三段式发展历程。19世纪末出现的自然理性学说促成了现代符号逻辑的产生,成了现代语形学的哲学基础。语形学建立了一种普适的物理语言,体现了先验意义逻辑性与经验意义证实性的统一。然而,语形学在构建自然命题系统的同时,将形式理性引向了绝对化。为了去弊语形学的不可通约性,语义学侧重对语言符号和它所指向对象间关系的研究破解了传统语形学的难题,并得到深入发展。与语形学一样,语义学对语言意义的构建仅限于语句本身,而并未扩展到社会交往文化范畴。于是,语用学把握语言的文化意义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从语言哲学的两大历史转向,我们发现,语形学、语义学与语用学三者共同括定了语言哲学的发展方向,并为我们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提供了不同的分析理路。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     

“‘意思表示＇解释”的语用学透视——语用推理的维度

＂‘意思表示＇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其目的是为了发掘和确认案件事实,确定法律推理中的小前提。而对当事人的言语行为进行解释,实质上就是一种语用推理的过程,即如何在特定语境中理解话语的意义。本文以合同为例,透过语用推理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综合运用了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语境原则等方法和理论,展示了语用学方法在法律推理中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汉语“感谢”言语行为研究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创立的,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它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体现了言则行的语言观。研究言语行为,不仅有利于了解语言的功能和本质,而且有利于研究语言的思维。“感谢”这一言语行为在各语言社会中都非常普遍并被反复使用,是人类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语言行为。     

自我问题研究的主体间性转向——论哈贝马斯对米德自我理论的承继与发展

米德的自我理论尤其是关于"自我"、"语言"和"社会"的独特阐释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其普遍语用学思想和生活世界理论的发展。哈贝马斯以米德的自我理论为基础,沿袭其以社会的交互行动考察自我问题的进路,在语言哲学的平台上对自我问题重新加以规定,走出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困境,拓展了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路向,以此实现了自我问题研究的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     

塞尔哲学思想对其语用研究的影响

美国哲学家塞尔在言语行为理论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支持者认为其开创了语用学研究的新天地,但同时也有声音指责其走上并不健康的道路。本文指出塞尔不同时期语用学观点的变化正是基于其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和学习其理论提供新的视角。     

自我问题研究的主体间性转向

米德的自我理论尤其是关于“自我”、“语言”和“社会”的独特阐释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其普遍语用学思想和生活世界理论的发展。哈贝马斯以米德的自我理论为基础，沿袭其以社会的交互行动考察自我问题的进路，在语言哲学的平台上对自我问题重新加以规定，走出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困境，拓展了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路向，以此实现了自我问题研究的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     

浅谈言语行为理论和高职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对跨文化交际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本文尝试从言语行为理论入手,研究高职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关系,并从培养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语用能力及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三方面论述了如何提高高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论价值研究的语言转向

语言价值研究不囿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语言价值既要关注价值论的语言转向,又要关注语言的价值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价值论的研究对语言关注不够,价值论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赶上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便车,从而给价值论研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言语"纠缠"。价值论研究的语言转向,从深层次揭示了价值本真的呈现。语言既作为价值的呈现方式,也是价值建构的重要路径。语言价值研究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要重视话语权在建构语言价值论的基础性作用,这对于推动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价值。     

心理学文化转向的基础

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犹如平行于认知革命的一场文化革命,为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科学心理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的动摇及其文化盲区、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社会文化根源以及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心理学文化转向的基础。     

论大学生英语言语中礼貌的认知性

礼貌现象一直是语用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但对礼貌的研究多数是从社会文化特征入手的。本文在语用学与认知科学接口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英语言语中的礼貌现象进行研究,文章分别从其礼貌认知性的哲学基础、含义、具体表现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大学生礼貌现象不仅和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还和话语者、听话者、言语社团及整个人类的认知因素有关。最后提出设想:将社会文化特征和人类认知特点相结合建立一个礼貌研究的理论模式。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假设性前提的确立

为了克服意识哲学的工具理性表现，哈贝马斯注意到了日常语言中所蕴含的理性潜能，受其他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启发，哈贝马斯重建了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主要致力于重建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对于任何一个话语来说，必须具有可领会性、正确性、真诚性和真实性等有效性要求，这样才能被听者所接受。对于能够胜任交往的人来讲，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交往资质。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建立起一种以语言为交往中介的交往模型。     

论罗素与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指称理论

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罗素以他的摹状词理论分析了包含像＂独角兽＂＂金山＂这类指称＂虚构事物＂的专名以及包含像＂当今法国国王＂这类不摹状任何东西的摹状词的句子的真值的情况。斯特劳森针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批评,并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包含这类语词的语句做出了三值逻辑的分析,强调了语境对指称问题的影响,区分了语词或语句本身和语词或语句的使用,以及语词的指称性用法及描述性用法。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语言哲学由语义学向语用学发展的进程。     

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合理性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哈贝马斯作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其思想影响颇为深远,他借助于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契机,提出了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这也是他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改革的初衷。他秉承德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传统的问题意识,吸收并改造韦伯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合理性的理论,建构了交往合理性理论,试图以此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危机。哈贝马斯一方面沿袭了"交往"概念的历史演进理路,对交往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批判、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出交往行动的理论构架。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哈贝马斯现代社会交往理论的合理性,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社会交往建构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戴维森意义理论维度下的语言哲学观

戴维森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是为自然语言建立意义理论的一次思想试验,其理论主旨是要从语言哲学视角为语言的解释提供一种说明。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并不是要说明一个表达式意谓什么的具体理论,而是提供关于意义理论的一个标准。本文从考察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哲学渊源入手,深入分析其真值条件意义理论内在的逻辑发展轨迹。戴维森赋予＂真＂初始的不可定义的哲学属性,解决了＂意义＂与＂真＂的相互依赖关系;另外,戴维森＂彻底解释＂的理论视角表明了戴维森意义解释理论的第三人称进路,他否定语言之外存在独立的概念图式或范畴,为我们探索语言的解释和意义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资参鉴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