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法律救济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弘扬社会正气、遏制违法犯罪、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构建全面保障见义勇为的法律体系能够极大地弘扬传统美德,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的法律已为见义勇为提供了一系列保障与救济途径,但由其立法位阶与视角的局限导致现实运用的疏漏与缺陷。应全面分析我国见义勇为法律保障现状,要构建全面保障见义勇为的法律救济机制应当在适当时机实现统一立法,由政府主导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全面救济,并建立完善的救助基金体系。     

论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保障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劳动权利,但农民工的劳动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障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必须从立法、执法和司法救济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下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

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的起源与发展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及其当事人主义诉讼法学理论 ,是人类社会自法律产生以来诉讼法律文化进步的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早期的部落或民族中的个体 ,其利益在受到侵害时 ,只能凭借部落或个体的力量进行私力救济 ,其表现形式是“以牙还牙”、“同态复仇”等。这种方式并不具有后来法律运用方式的要素 ,它是自然界中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的类似物。随着社会的日益分工和生产力的逐渐发展 ,社会中出现了阶级 ,随之便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救济方式 ,即以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权力进行干预的公…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模式

公民宪法权利到法律权利的转化要依靠宪法的实施。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要想真正实现宪法权利到法律权利的现实切换,需要立法保障、社会权保障和司法保障协同推进。立法保障是宪法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基础与前提;社会权保障是指公民权利尤其是社会权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安排;司法保障是指权利司法救济机制的合理配置尤其是宪法诉讼模式的建立能为宪法权利提供全面的保障。这三种保障模式有不同的侧重点要求。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 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安全有序、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的法治社会,建立完善、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我国现有行政救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与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足,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适应。应该从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执政、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完善行政救济立法,保障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等方面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法律保障——以社会性别为视角

土地权利是农村妇女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各农村地区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还是时有发生。究其根源,仍在于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和由来已久的“男女平等”较量。因此,有必要在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从提高法律法规的实际可操作性;强化行政司法救济途径等入手,为真正实现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法律保障。     

基于NGO探究“法律孤儿”的人权保障

政府对“法律孤儿”的救济缺位促使NGO逐渐兴起,民间组织已发展为抚养救助“法律孤儿”的主要力量。在NGO的运行下,“法律孤儿”的生存权基本可以得到保障,但受教育权、发展权以及人格尊严权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表现为实质上的不平等。为了充分保障NGO运行中“法律孤儿”的一系列基本权利,有必要将NGO置于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避免NGO成为对比式教育基地,保护“法律孤儿”身份信息不被泄露,实行民营公助的成长教育模式。     

论对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基于地方自治法的立场

村民选举权屡遭侵害导致村委会选举出现不协调之音,从而影响村民自治原本具有的社会和法律功效,故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实属必要。厘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关系问题,是正确看待村民选举权法律救济的前提。而具体从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出发来构建相应的救济制度,方能够有效确保各种争议的解决。     

论完善我国的强制执行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救济制度极不完善,可以说尚无完整及科学的强制执行救济制度.台湾新修订的《强制执行法》较充分、及时、公正地对执行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保护.建议我国制订强制执行法律、实行执行权中的三权制衡,充分保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将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改为“第三人异议之诉”.     

“不得”的逻辑——“规范性下降”命题的规范分析

法律用语中的规范词“不得”有其自身的逻辑。从“不得”出发,探究禁止性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现法律秩序的运作逻辑,揭示出隐藏在人类法律秩序变迁中规范性下降的历史规律。如果把秩序的实效与秩序的效力之间对比视为一个系数,那么这个系数在历史进程中是呈下降曲线的。早期法律制度的主要规范是禁止性规范,因此,与古代社会的理想追求相伴的是残酷的刑罚;而现代社会中,禁止性规范退居次席,权利和义务成为核心的规范纽带,与古代将违规者清除的制裁相比,现代法律秩序的规范性大大降低。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国“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的法律思考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了有关"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但在司法实务中常常因为法律规定的原因使得一些作品既符合"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职务作品"的构成要件,这无疑给我们的实务工作带来了不便。为此,有必要从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入手,结合两大法系不同国家的立法现状,探究我国著作权法所产生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聚众淫乱罪的迷思与匡正——以“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为线索分析

“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作为热点案例，为我们透视聚众淫乱罪的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问题提供了平台。对聚众淫乱罪立法沿革的阐释、对该罪的规范解读，无非是想说明，当下不宜轻率地取消聚众淫乱罪：聚众淫乱罪罪状是简明罪状．法律及法律解释对“聚众”和“淫乱”缺乏清晰明确和权威的界定．导致了该罪现实中的司法困境。实行司法对立法的能动反馈、对刑法条文进行道德解释、培育健全的法官人格无疑是实现司法突围的正确路径。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劳动法律关系的“实体化”控制——以“用工”为研究基点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立的劳动关系"用工论",极大地增进了劳动关系的实体化意义。学界对于"用工"本体的认知即用工起点与用工本身的区分、用工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涵义的思考仍未达到应有的清晰度。从劳动关系的发生、运行和终结三个角度,解析现行劳动关系本身存在的三大逻辑乱象:有劳动合同却无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割裂"问题、有劳动过程却无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虚实"问题以及有劳动关系"不法"时的法律处置问题。劳动关系主体意思表示的主导因素在于"用工合意"而非书面合同,未来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以"用工事实"为基础进行实体化控制。     

公安院校《法制文学》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法制文学具有推广法制观念、普及法律常识、树立典型形象、打击犯罪意识、探究犯罪根源、改善现行法制的独特功用。法制文学阐法释义、惩恶扬善、净化风气的核心目标实质上就是法律思维的培养,即培养人们根据法律的原则、法制的规范、法治的精神,运用法律理念、法律语言、法律逻辑来思考、分析、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法制文学》课程的开发和应用,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制思维与高尚品格,提高公安人才的综合素质,这对培养具有基础扎实、理论深厚、技能过硬、素质全面的公安专门人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公安工作的成效有直接影响。     

论“水权”概念在美国的界定

水权是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一直未有定论,这就需要我们回到“水权”概念的源头——美国,对其加以深入考察。根据美国学者和立法实践对于“水权”（waterright）的界定,水权是对流淌于天然通道的江河、湖泊、溪流、泉水、地下含水层等公共水体的权利,水权只是指水资源使用权或水使用权（包括水资源使用权和商品水使用权）,而不包括水资源所有权或水所有权。这是由美国所具有的法律文化、法律思维、法律理念、法律传统所决定的。     

精神培植:“六五”普法繁荣法治文化的前瞻思考

法治文化的建设传播是普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公民法治人格的养成、规范公权力的法治化运行、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六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应更加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繁荣,通过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教育载体拓展、法治文化环境建设等可行途径,使人们在法治文化的浸润下将法治精神根植于内心,指导人们合法行为习惯和模式的养成。     

关于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的内涵解读

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可以界定为“排除不能退还的合理原因后的立即退还,实质上是一种合理限制的立即退还”。及时退还的法律后果“不是受贿”,应当理解为本质上不属于受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