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

证明妨碍排除是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保障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促进诉讼程序公平、正义、高效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我国民诉立法中并未正式确立,仅在司法解释中作了一条简单的规定,理论界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研究现状,重新界定了证明妨碍的概念,并进一步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及其具体情形和程度出发,提出应设置不同的法律后果,并应将其建立在完善的调查取证制度的基础上,以从根本上杜绝这类情形的发生。     

证据保全理论之审视与重构

证据保全传统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应当认识到,从这一理论出发,证据保全的实质涵义及其他相关要素并未得到合理的厘清,这一理论体系暴露出的缺陷日益明显。信息理论及其基本构成元素——信息的合理引入,使得证据保全理论的重新构建具备了科学的前提和基础。证据保全应是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前的一种证据审查活动,它能够确认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有助于法官当庭认证,从而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发挥作用。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排除制度初探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妨碍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种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平等原则,侵害了他人的诉讼利益,应当予以规制。对此,我国的立法和理论研究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构建我国的证明妨碍排除制度。     

简析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

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刑、民事诉讼中均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本文通过介绍辛普森案刑、民事诉讼不同的判决 ,指出刑事诉讼应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应坚持“优势证据证明”的证明标准。并分析了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及坚持刑、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和未来证据立法的启示意义。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不同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是不相同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采用的是一元制证明标准,并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客观真实.本文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概念、世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弊端、"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必然性的阐述,论证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     

论自由证明规则的构建

刑诉法的修正和刑事司法实践中诉讼证明的乱象要求完善我国的自由证明规则.自由证明的核心内涵是不受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严格制约,其价值在于缓和严格证明的僵硬性及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包括程序法事实、法律法规与经验法则以及量刑事实,自由证明也广泛适用于简易程序和决定程序中.在证据方法的限制方面,自由证明的证据关联性可以较为灵活,不要求最佳证据,容许传闻证据,执行较为宽松的证据排除规则.自由证明程序可以不奉行直接原则和当事人公开原则,但也要遵守宪法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注重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自由证明的内涵具有发展性,应当注重具体证据规则的构建.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诟病多多,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为必要。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考虑行政行为的多元化、诉讼成本、诉讼模式等因素。同时合理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并将自由心证明纳入法律调控和监督之下,构建行政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诉讼证明的概念辨析

诉讼离不开证明,但我国的诉讼证明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以致于基于诉讼证明概念基础之上的各种诉讼证明制度也大受影响。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诉讼证明中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证明———职权性证明与权益性证明。将诉讼中并存的这两类证明加以严格的区分,有利于完善证明主体、证明责任等证明制度,有利于学术交流的顺利进行。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理论,它不但关系到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序进行,更关系到有关实体法立法宗旨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对证明责任的概念及其分配规则的理解有失偏颇,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更缺乏细致且严谨的规定,因此,认真研究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理论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审判制度至关重要。     

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

证据规定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内涵模糊不清,建议确立结果责任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原则。证明标准的缺失加剧了举证责任的不确定,建议区分起诉人的初步证明责任和原告的举证责任。证据规定遗漏了因事实行为引发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建议增补完善。原告对某些程序性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     

民事证据发现制度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证据发现制度虽然在证据发现的范围、发现方法以及违反发现程序规定的制裁措施 ,即基本构造上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同 ,似乎显得更为详尽、周全。然而英美法系国家在有关证据发现的规定上之所以颇具匠心 ,并非完全是因为立法技术上的成熟 ,其实是其诉讼体制的实际需要。诉讼体制不同 ,其制度设置也必然各异。为此 ,中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构建 ,应当从中国诉讼体制的特点出发进行设置。     

试析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

诉讼时效关系着诉讼的胜败,意义十分重大.在我国,存在诉讼时效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的问题,使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因此,随着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深入,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确立诉讼时效审查时的法官不自动援引原则的基础上,由原告承担诉讼时效未完成的证明责任,被告承担诉讼时效完成的证明责任,这样,既符合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又有利于我国司法公正.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能力研究

伴随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滋长之势,如何确立和适用证据来解决网络著作权纠纷,已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直面的难题。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方面,我国应该效仿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原有诉讼法体系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从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对法官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加以区分。同时,我们也应当在奉行＂非歧视性＂原则,在遵循现阶段＂自由心证＂主义、力求＂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适当地引用英美法系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来限制法官＂自由心证＂的程度,为法官的具体裁判行为提供一种可＂授权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在遵循法定诉讼程序过程中,推断出符合法定证明标准的事实,作为法官裁判的基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