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德法合治”方略的哲理思考

法律与道德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大的合与分,大凡合的时候治理效果相对较好,分则相对较差,故新时代选择"德法合治"的治国理政方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必然性。就操作性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法律制定要将重要道德直接上升为立法,或用道德来改革逆情悖理的法律,或用道德来改良力度不足的法律;法律实施要明确两个大的方向,即不得让违反道德的行为通过法律谋取不当利益,不得让符合道德的行为因为法律承受不利后果;法律遵守要用法治宣传裨助道德教化,用道德教育促进全民守法。从文化的角度考量,西方在"天人相分"的主体性价值观支配下形成了分析性思维方式,中国在"天人合一"的统一性价值观主导下形成了综合性思维方式,故西人所采道德法律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不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选择"德法合治"具有合理性。     

德法合治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依据与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历史镜鉴，传统中国“德法合治”的成功范式昭示着新时代德法合治方略可行、必要。从法理依据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蕴含着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逻辑必然，既是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各环节，基本进路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科学立法、保障严格执法、裨助公正司法、促成全民守法。     

从和谐法治的角度看容隐权及其现代价值

容隐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儒法结合”、“礼法合治”人伦精神的体现，对维护家庭和睦、协调社会矛盾以及节约司法资源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当前我国法律并未确定这一原则，但是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司法实践中也多有体现。随着社会法治、人权意识的不断发展，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冲突进一步加大，其中刑法中法制与人伦的冲突尤为明显。故而，在和谐社会的法治环境下，对古代容隐原则作一必要的扬弃，赋予公民一定的容隐权，有助于体现法律对人基本权利的认可和尊重，体现法律的人性关怀。     

法治的主体与主体的法治

尽管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①，但是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的观点毋庸置疑。是主要运用法律还是主要依靠贤能的个人及善良的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法治”与“人治”的最初分歧。在法治的这一逻辑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法律引用标准的三重意义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要建立法规引用标准制度。作为一项新制度建设，法律引用标准具有三重意义。从标准化的角度来看，法律引用标准是标准的实施问题，它是标准实施的强有力方式。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法律引用标准是对标准化成果的利用问题，将标准引进法律系统，使之在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中发挥作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和法治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法律引用标准建立起标准与法治合作共治的模式，共同服务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试论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并取得了两个根本性的突破：一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政治体制在治国方略上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一场空前的制度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工程。启动并实施好此工程，需要深化对法治的理论认识，需要在实践中重视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一、法治思想，源远流长作为治国思想和治国原则，法治发端于西方。法治双重含义：一是依法律治理国家（Rulebylaw）；二是指法律的统治（Ruleof…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转变

治国方略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和策略。大致可分为“人治”和“法治”两种方式。人治是以国家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思想或统治者阶层的意志和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其特点是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反应快捷，效果明显，但同时也具有主体决定性，随意性和不稳定性等弊端。法治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创制法和制度并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严格按照这些法和制度进行活动。     

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

网络暴力问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性、交叉性、领域性难题。当前我国治理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内容分散且缺乏协调配合，在权责主体、制裁措施、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对于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需求。积极推进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是纾解我国网络暴力治理困局之关键。推动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既要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以及法律与技术的协同，也要确立系统性法治模式，充分发挥部门法的协同共治功能。在协同共治理念与系统性法治模式的指引下，应遵循领域性立法思维，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搭建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完善网络暴力治理配套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起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专门性立法体系，全面实现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现代化转型。     

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 ——试论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建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高度，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有什么作用，如何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如何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等重大问题作出精辟分析和深刻说明。其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发展、政策运行、战略实施、文化建设、全球治理等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观与发展观的丰富思想内容。当下中国知识产权界的重要任务，就是学习和贯彻习近平重要论述，以此作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     

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衡量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它具有保证宪法实施,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务人员的法治意识,促进公民法治信仰的形成等方面的作用.     

《民法典》传统基因与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

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优秀传统法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法文化既形塑了民法典的独特人文精神,也对其制度建构深具启示。在精神牵引上,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影响了民法典浓厚的道德关怀,重视抽象化的人之德性价值为人格权独立成篇提供了哲理论证,传统民本精神、“法顺人情”、天人合一思想、诚信文化都有其精神传承。在民法典制度安排上,继承了传统的典章治理智慧和通过法典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政治使命,“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传统形式启发了民法典简约的立法技术。此外,在具体制度上,传统家事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婚姻家庭编,传统典权制度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进行了历史论证。民法典对民族特色的彰显并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民法典是民族特质的法意凝练,法治发展趋势要求从法律移植到“中国之治”,通过民法典提振民族精神也具有世界经验。但传统法文化影响不能过度拔高,其诸多人文主张仅停留在观念层次,而缺乏制度建构。应对传统观念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转换与批判性继承,引领新的社会文明。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 ,古今中外 ,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 ,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 ,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 ,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保障 ,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 ;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 ,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 ,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 ,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海洋法治要义

新时代海洋法治建设是我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路径,它蕴含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之中,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海洋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海洋法治建设能够充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国家海洋安全,推动海洋发展繁荣,实现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伟大创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保障新时代海洋法治稳步推进的理论源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中,谱写新时代海洋法治建设新篇章可从以下层面逐步进行：首先健全涉海法律体系、进而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协调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再通过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海洋治理规则的方式、坚持以国际海洋法治为基础的全球海洋秩序构建,最终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促进全球海洋善治的实现,为全人类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格局构建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为法律实施、法律监督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能动履职。加强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分析,发挥基础理论指引作用,有利于拓宽工作视野打开工作格局,促进创新能动履职。检察机关应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环境,构建法律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全方位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从而实现以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服务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法治的“魂”与“形”——兼谈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关联

法治的“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价值理性、价值真理的视角发现法治作为固有 价值、构成性价值的本来涵义，即以规则之治为载体，以宪法和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以严格实施法律 规范、程序与制度为存在形式并以公共政治的规范化为实质；二是指赋予法治以神圣性的价值基础，它 作为“道”，体现为法治捍卫公民的自由，保护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法治的“形”指法治的 形式性，它使法治具有生命。它的出现在我国具有历史基础，但它的实现需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达成 共识、需要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建构及社会的健康发展。法治的“魂”与法治的“形”二者之间关系 密切，法治的“魂”赋予法治以“形”。法治与德治在规范方式、形成方式、内容、表现形式、实施方法等多 方面均存在不同，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涵义和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并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