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发展,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阻碍地区共同目标的建立,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由此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由于地区内部驱动力不足以及域外因素美国势力的强力介入,东亚地区主义在地缘范围上将从"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在结构上将从多层次竞争性多边机制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制度模式,在形式上将从松散模式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社会地区主义——东亚从SARS风暴中能学习到什么？

经济地区主义应该与社会地区主义(Social Regionalism)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东亚目前的地区主义只是经济地区主义,缺乏应有的社会性。2003年的SARS危机暴露了东亚合作进程中缺乏社会合作的弱点。为了推动东亚合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人们必须从SARS风暴中汲取应有的教训。SARS风暴后,东亚地区合作应具有更多的社会负责性,即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地区承诺。东亚应该以预防、抗击SARS上的地区合作为契机,以卫生合作为重点,着手制定地区社会合作战略,开展在社会领域的全面合作,为东亚深入一体化——未来地区范围内社会政策的协调,甚至社会资源再分配——创造基础。     

东亚地区主义兴起对中国 国家安全的影响：机遇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中国等亚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东亚地区认同得以加强，旧的地区组织如东盟等焕发新鲜活力，新的地区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等则不断涌现，地区主义在东亚获得了长足发展。     

四大力量博弈与东亚秩序

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东亚秩序处于重构之中。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日、东盟、美等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鉴于此,中国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崛起的地区效应,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致力于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开放的东亚共同体建设,通过制度化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开放的东亚秩序。     

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

一、建立理解东亚模式的知识系统要理解东亚民主的本质,就必须理解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在当前的东亚地区,要认识民主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快速、同时相对最成功的威权国家。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外交政策     

中国与亚洲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中间形态,是当代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选项。地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超越国家层面,以地区的视角、思维、方式解决地区层面的公共问题。虽然近几年来欧债危机阴影下的欧盟以及因海上争端而致局势紧张的东亚所代表的东、西两大地区主义进程均面临一定的挑战,但地区主义远未过时。相反,它正从短暂的退潮中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推动这轮地区主义浪潮及其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力是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崛起,从而使这一波地区主义"浪潮"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被称为"亚洲地区主义"。本文认为,中国应具备地区思维,并以地区主义视角解决周边外交中的矛盾,以地区为平台担负起大国责任,以地区治理为切入点化解全球治理失灵的问题。     

论区域主义与东亚安全

1997年底,包括东盟各国以及中、日、韩在内的首届东亚非正式首脑会晤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这是东亚区域化进程中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冷战的结束给东亚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区域化进程的启动,毫无疑问,它将是改变东亚区域格局和区域面貌的历史性动力。推动区域化进程在东亚的进一步演进,一要靠经济合作,二要靠安全合作。目前,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代表的整个亚太区经济合作进程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亚发展区域主义

发展与区域主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发展区域主义作为两者的联结是理解区域主义实践与演进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东亚区域主义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导向特质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以坚持国际机构与国家政府作用、兼容"整体"理念与"渐进"方法,追求灵活务实原则为特征的实践路径。湄公河流域的合作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典型案例,围绕流域的治理与开发,从亚远经委会与科伦坡计划到亚开行、再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不断朝着制度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方向演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这种区域主义最具体和主要的成果,其坚持发展导向、重视国际机构作用、尊重"包容并蓄"与"循序渐进"、协调社会与环境发展以及追求可持续安全的特征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重要内核。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政府主导与过程中展开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呈现出不同于已有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特征,东亚地区合作仍然局限在政府间的双边对话、谈判与合作,东亚各国政府是机制建设和合作议题的倡导者、决策者和核心推动者。而在实际操作中,东亚地区合作通常由领导人会议高层驱动,制定统一的合作框架,进而各国部长及高官会议推动合作框架的具体实施。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进程,没有明确的议程和目标。东亚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还将是继续致力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建立东亚国际组织的可能性

一、前言 我报告的题目是《建立东亚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从与讨论会主题的关系来看,很可能给人一些奇异之感;因为只限定于东亚,且在亚洲已经出现了具有组织性质的关系,所以这或许不能说是恰当的题目。但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固然与整个讨论会的主题——亚洲·太平洋地区——有关,可它还不能算作正式的国际组织。较为现实的估计是,东亚有着建立国际组织的可能性。当然,     

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美国和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美国是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和东亚关系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原先相互独立、性质不同的国际体系之间交往和冲突的过程。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是东亚被逐渐纳入现代国际体系和美国塑造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过程。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也对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东亚之间关系的性质。     

中日竞争效应下的东亚地区主义

一直以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的中日主导权之争被认为是阻碍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表明,虽然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日的地区主导权竞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由于两国在推动自由贸易与对亚洲国家发展援助等经济议题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双方的竞争不但不会"撕裂"东亚,反而会刺激东亚地区主义运动,促进多边合作的深化。因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日两国在第三国的民间合作的未来值得期待。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是左右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变量,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行动随时可能会影响中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     

东亚一体化视角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守成与创新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西兰共15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分析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所呈现的"东亚特色"的异同,可以发现该协定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又有一些创新。从内容上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延续了注重市场开放的规则重点,但拓展了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协定延续了"东盟方式"中决策遵循协调一致的原则,但又具有"硬性区域主义"的特征,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执行、补偿和争端解决机制;从过程来看,该协定坚持"东盟中心性",但却实现了部分的历史性突破;从前景来看,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面临的挑战相似。概言之,它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东亚特色和欧式制度主义的经济安排;既契合了东亚实际,又对新型自贸协定的新动向有所关照。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日本经验与中国经验的比较

经过了东亚经济危机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下滑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东亚独特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累赘,并且过时了。不仅日本继续保留着这一模式的多个方面(尽管它试图对其进行改革),而且,正是由于日本做出了典范,中国也正积极采纳新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要素。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以及"北京共识"的影响正激励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这一模式。本文探讨了东亚发展主义模式的形成轨迹,并指出,宣称这些模式已经走向末路为时尚早。     

《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出版

该书由我院陈峰君教授独自撰写,2000年6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当代亚太学》论丛中的又一部力作(论丛包括《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亚太安全理论与实践》、《朝鲜半岛与大国关系》、《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对外关系》等)。该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东亚部分,其中主要内容有东亚特征、东亚崛起要因、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儒家文化作用及对西方文化的开放。中篇是印     

东亚一体化视角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守成与创新

2020年底,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西兰共15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分析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所呈现的"东亚特色"的异同,可以发现该协定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又有一些创新。从内容上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延续了注重市场开放的规则重点,但拓展了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协定延续了"东盟方式"中决策遵循协调一致的原则,但又具有"硬性区域主义"的特征,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执行、补偿和争端解决机制;从过程来看,该协定坚持"东盟中心性",但却实现了部分的历史性突破;从前景来看,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面临的挑战相似。概言之,它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东亚特色和欧式制度主义的经济安排;既契合了东亚实际,又对新型自贸协定的新动向有所关照。     

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看东亚合作未来走向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从制度、规则角度研究国家进行合作，形成町控性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东亚衍生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多功能的合作机制，机制化合作趋势凸显。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理论基奠，但也有其自身弊端，对东亚合作前景宜谨慎乐观。     

浅析地区主义

随着全球主义观念的日益深入，国家主义遭受挑战是一个事实。在民族国家时代里，国家主义是人们观察世界的重要方法，国家谋求均势的本性促成了不同程度的地区联合，最终汇成了地区主义的洪流。地区主义是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联合起来谋求共同发展，使得地区主义具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地区主义在实践意义上成为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