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及其展开

当前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必须要发挥司法能动的积极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我国法学界从司法能动的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本文从内涵、实践、发展等方面对我国的司法能动进行了阐述.尽管我国的司法能动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是司法能动的倡导者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我国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评述

2009年,针对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宁夏、河北、江苏等地调研时明确提出了能动司法的理念。由此引发了理论界有关我国能动司法的热烈讨论。能动司法究竟指什么,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和我国的能动司法有什么不同,我国的能动司法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动司法有无理论和     

能动司法背景下的法律方法诉求

近年来,能动司法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探讨我国能动司法与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区别,阐述我国的能动司法不是简单的裁判理念,而是一种政治型能动政策。理想的司法能动是功能上的能动与方法上克制的统一,当前我国的能动司法属于政策推动性质,缺乏对能动的应有规范,而法律方法恰好能从有效性和正当性方面对司法活动予以必要的规制,因此也就成为当前我国能动司法的必然诉求。     

司法能动主义与我国民事司法审判的规范与创新

司法能动主义传入我国后,引起我国学界特别是司法界的重视,但目前我国司法界所倡导、推崇的司法能动或能动司法与发源于美国的司法能动内涵并不相同,司法能动主义被异化。建议在原意上使用司法能动一词,遵循原意前提下的司法能动应当予以承认并肯定其创新司法的积极意义,但是不可将其泛化,就广义而言我国民事审判工作应当强调规范化。     

摆脱司法困境: 司法内在化解维度探析

在现实司法中,外部的干扰与内在的缺陷使能动司法与善意司法面临一种困境.摆脱困境,需要能动司法与善意司法的嵌入与融合：善意司法表现在司法动机、目的、行为等方面,能动司法表现在司法解释、司法参与、司法矫正等方面.因此,只有以善意适法、公平正义为目标改善司法形象,以能力提升、能动司法为目标提高司法水平,以尊重良俗、德法互济为目标完善司法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使司法成为法治前行的力量,才能实现法治对司法进步的期待.     

“能动司法”之正确理解与科学践行——以民事司法为视角的解析

能动司法的实践发端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其本意在于法院应积极主动且不拘泥于成规地为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在我国,对能动司法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误读,在实务操作中更是被明显异化。如果概要地将能动司法理解为法院依职权运作,则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规则层面,不仅在部分诉讼行为的实施上而且在有关诉讼程序的启动上都已明确体现了能动司法之本旨。在我国当前的民事司法实践中,诉前调解之盛行、社区法官之派驻、巡回审判之复兴等均非真正意义上的能动司法,而是从根本上违背民事司法权运作规律以及我国现行民诉法相关规定的短视操作,故应予以摒弃。在中国当下的法治语境中,能动司法的前提必须是依法司法,其本质要求则应是积极司法。     

我国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当今中国实行能动司法,面临着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两种不同司法理念的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历史要求我们在中国司法语境下,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上,客观分析能动司法的比较优势,科学做出能动司法的模式选择,深入研究适度能动司法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积极探寻我国能动司法的合理途径和科学方式。     

比较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服务保增长、保民生和保稳定是我国开展司法能动运动的背景和原因。为大局司法、为人民司法是司法能动运动的思想基础。司法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以送法下乡、送法上门为主要形式的诉前干预性司法等是司法能动的主要举措。我国的司法能动本质上是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传统司法,与西方司法审查语境中的司法能动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司法只能有限地参与政治,过于超越其权限范围的司法必将被立法和行政反超越,从而动摇法治根基。     

能动司法制度构建初探

一、实践需求:能动司法制度构建问题的提出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切实担负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大司法使命的过程中,能动司法的意义被深度发掘,能动司法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通过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不断探讨与总结,目前,我国能动司法的内涵、方式和边界等重要问题逐步明确,一些基本共识在人     

试论我国能动司法在实践中的完善

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司法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承载什么样的责任,这不仅关系到司法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法治发展的未来前景,是一个必须科学解答的重大命题。能动司法作为一种司法理念必将长久地指导我国的司法实践,但是作为一种司法工作方法需要不断进行革新。本文将从实践现状、发展前景、完善措施三个方面来论述我国能动司法在实践中的完善。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对司法的独特作用——以当前我国的能动司法实践为分析依据

无论是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还是司法能动的运用都不能忽视执政党的独特作用,＂司法独立＂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司法能动中执政党的独特作用主要表现为：执政党最可能把握国家当下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执政党最可能指明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与最佳境界,执政党的政策本身对法律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党对司法能动的指导具有必要性、可行性与低成本性,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执政党对司法的独特作用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法院的政治功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课题。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李昌奎案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暴露出部分中国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本文强调,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参与社会变革,它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司法意识形态:能动与克制的反思

能动司法在中国有多种意义,但其基本的含义是超于法律和职权进行司法活动。能动司法因与法治的基本要求不吻合因而不宜作为司法理念,只能作为法律方法层面灵活处理案件的姿态。能动司法不可避免,但对其不能放任,而应该约束。最近提出的能动司法得到了很多赞赏,接受程度很高,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然也是值得警惕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进程中,能动司法会不会冲击这一方略是我们必须研究的。我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经不起能动司法的折腾。     

关于祖国大陆与香港建立刑事司法互助关系的研讨(续)

香港回归加速了其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双方建立适当的刑事司法互助不仅能更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 维护香港和内地的繁荣稳定,而且更可为澳门乃至台湾与内地刑事司法互助提供可资借鉴的良好模式。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救济

现代司法作为西方法治的舶来品对中国固有的司法传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现代司法与中国传统的接触更多地表现在当下的农村社会。设置在乡镇中的人民法庭代表着司法权在基层社会中的渗透,作为一种权利救济途径的司法救济将民众与人民法庭联系到一起,将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与现代司法联系到一起。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错的时代,我们应当关注于司法救济如何落实抑或人民法庭如何在基层扎根。     

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康有为司法理念评议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以清末中国司法现状为依据,抨击清末司法腐败,引入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呼吁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力图转变清末司法固有模式。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其司法理念对清末的司法改革具有深远影响,其思想和实践经验对于现代司法改革也仍具有启示性作用。     

中国古代司法中的智慧探析

中国古代司法中有着很多的智慧,这些司法智慧不仅彰显出了中国古代司法的闪光点,弥补了当时司法技术的不足,促进了司法公平与正义,对当时的司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意义,而且对后世司法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本文从司法制度设计、司法价值理念、司法实践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司法智慧展开探讨与解析,以求了解古代司法智慧的面貌。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发端于 15世纪前后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并没有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发展的固有格局 ;19世纪兴起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 ,则打断了中国司法的自然演进过程 ,催发了一个“西方化”色彩的司法体制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不仅引发了全球司法生活的重塑进程 ,而且推动了中国司法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形成了司法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互动 ,创出一条既与全球司法文明准则相协调又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国司法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