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生事物, 它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规 定, 而是在后来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联合国在解决严重的国际争端或冲突 的过程中, 曾多次采取维和行动。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成和发展看, 分为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时 期。冷战前的维和目标不是“建立”和平, 而是维持和平。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职能上发生 了一些变化, 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和用强制性的手段“促进”和平的方向转化, 表现出了新一代维 和行动的主要特征, 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困境。只要国际社会认真对待维和行动中出现的新问 题, 吸取教训, 找出症结, 维和行动在今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述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改革是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国际安全体系的深刻变化是联合国改革的原动力,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对国际安全体系和平转型的贡献,将取决于其改革和制度创新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和管理国际安全威胁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现实,以及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强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     

从国际法视角看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介于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和平方法和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方法之间的一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干预手段。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了重大变化,对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摆脱困境,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准确定位,坚持维和三原则,尽快制定专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法典,正确对待人道主义干涉,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由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研究

建立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是非洲国家开展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非洲人民努力实现联合自强、集体自力更生的重要表现。冷战时期,非统在建立非洲集体安全战略和安全机制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冷战结束后,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及非洲地区主义的新发展,非洲国家在地区安全一体化中进行了新探索,在深化泛非层面冲突控制机制的同时,积极鼓励次地区组织强化预防和处理冲突的能力,且以综合安全战略作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理念和思想基础。此外,笔者还对非洲国家进一步完善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设提出了见解。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解读冷战后联合国在非洲危机和冲突处理中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非洲爆发的危机和冲突多为国内危机与冲突,而它们的解决却面临严峻挑战.联合国在参与非洲危机和冲突解决过程中历经坎坷,但从总体效果看是促进了非洲总体局势的稳定.由于冷战之初应对非洲危机和冲突遇到重大挫折,联合国逐渐加强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并使之成为联合国危机和冲突机制的重要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力图加强应对危机和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 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 年 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 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 “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 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 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 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 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 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

本文以国际机制的局限性为理论出发点,剖析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机制安排及其面临的困境.笔者首先从理论上阐述国际机制的局限性,尔后剖析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内容--内外局限及其困境,最后提出解决这些困境的建设性意见.     

战后国际冲突管理模式及其特点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最权威的国际冲突管理机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是,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联合国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与成效都有较大的区别。冷战期间,联合国被用以作为超级大国之间国际博弈的工具,同时也发挥着国际冲突管理的功能。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战争技术等因素也是该时期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管理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唯一霸权国的地位而采取的冲突管理模式,即霸权护持模式;另一种是要求国际权力公平分配的冲突管理模式,即民主模式。对这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述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特点不同,成效也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明显地优于冷战后时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