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的特点和完善途径

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的制度创造。其具有与传统的监督模式不同的特点,对行政权的阳光运行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这一制度尚处于初创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保障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对其进行制度上的完善。     

论卫生行政处罚的回避制度

卫生行政处罚的回避制度,在现行的《行政处罚法》中已有原则性的规定。它的建立就是要求卫生行政执法公正进行。它是卫生行政机关正确认定违反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恰当地给予行政处罚,追究违法者行政法律责任的基本要求,是卫生行政处罚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制度。这项制度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在《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规定较笼统、给卫生行政执法,查处违法案件,执行回避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就卫生行政回避制度讨论如下:1.回避的概念和意义1.1.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是有法定的情形,必须不参与案件审理的制度。从此,笔者理解为,卫生行政处罚的回避制度是卫生行政人员具有法定的情形,必须不参与办理该卫生行政处罚案的制度。1.2.回避制度的意义     

行政处罚中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制止研究

我国《行政处罚法》在总则部分确立了处罚与纠正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若明若暗地包含了行政主体制止违法行为的义务。然而,行政处罚实践证明,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更多将重点集中于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上,没有或者很少同时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从深层次分析,其所追求的仅仅是对行政秩序和行政权威的维护,与行政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只有建立行政处罚中违法行为制止制度,才能纠正行政处罚将报应和制裁作为目的的片面观念,从而使这一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基于此,必须建构行政处罚辅助权威制度、行政处罚去利益化制度、行政处罚后评估制度和行政处罚责任追究制度。     

浅论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原则

民主参与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又是行政法制的必然要求.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原则通常通过行政公开和行政听众制度体现出来.本文从行政程序民主参与原则的理论与实践及其意义等方面,对行政程序民主参与原则加以全面论述.     

论行政监察制度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以“新公共管理理念”和“群众路线”的融合为视角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于我国行政监察工作主体——纪委、行政监察局“联署办公”的现实特点,“群众路线”也成为我国行政监察的一项根本工作路线、指导思想.学生近期在学习新公共管理、公私协力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对“群众路线”与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时,自然的看到了新公共管理的影子和现实可能性.故而,从公众参与、公司协力角度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发展进行了一些思考.学生作此文之思路是:首先,以介绍行政监察本身的作用与功能作为逻辑起点;其次,通过引用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公共管理学中“行政环境”、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三个理论作为视角,探讨行政监察制度建设、运行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再次,融合“新公共管理理念”、“群众路线”作为行政监察中引入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最后,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若干建议.     

安徽：推行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

近日，合肥市政府通过了《合肥市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决定在全市推行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该制度实施后，将组建群众公议团，召开群众公议会，对一般行政处罚案件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公开评议，以群众公议结果作为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处理案件的重要依据。     

公众参与与行政主体理论之变迁

公众参与是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领域的基本潮流之一,它对行政主体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行政主体制度的功能从传统的单一分权功能拓展到多元功能,行政上体的类型也由公法人一元主体转向私法人与公法人并存的多元主体,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也面临重构.我国处于复合转型期,行政主体理论与制度既要发挥传统分权保障功能,又要适应公众参与潮流在行政主体制度功能多样化、类型多元化,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平等化等方面的新要求.     

行政处罚听证的原则

在我国首次规定听证这一基本行政程序制度的《行政处罚法》，已实施了近两年。尽管理论上对行政程序的原则和听证的原则分别都作了很多研究，这些原则（如公正原则、效率原则和参与原则等）基本上也是适用于行政处罚听证的原则，但对“行政处罚”和“听证”相结合后而形成的特殊原则却还没有研究。因而在行政处罚实践中，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听证程序、听证程序怎样运行，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认为，行政处罚听证的特殊原则是指法律规范所体现的、对行政处罚听证有特殊指导意义的、在行政处罚的听证中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即职能的内部分离原则…     

论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制度的完善

公众参与是构建行政立法正当性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缺陷,行政机关的漠视态度以及我国公众自身的原因,我国公众参与的程度仍然不够。制度的实施需要具有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加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度是必要的。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让民意始终存在于决策的每个环节中

近日,《北京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据此意见稿,北京市重大行政决策将实行预公开制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开决策草案.(4月22日《法制日报》) 北京市要求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开决策草案,显然利于保障公众知情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公开还存在“闭门造草案”的弊端,笔者认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草案的形成更应富有“民意含金量”,即坚持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增加重大行政决策公开的民意“附加值”.     

论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为个案

行政决策作为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重要方面，对各方的利益势必造成影响，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规范行政决策，必须要理清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三个问题：行政决策何以需要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如何运用公众参与以及如何改善与加强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     

论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体制

在我国立法领域中,公众的参与越来越活跃,但由于传统习俗、社会政策等原因,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积极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本文对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依据问题提出完善制度建议,以期为我国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借鉴。     

行政处罚并用研究

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与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基于此,必须确立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原则、规定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明确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规范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规则。     

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没有形成一系列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利于公众对环境保护事务的有效参与。要改变公众参与的原则性规定,建立和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必须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以公众权利为本位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公众参与国家环境保护的全过程管理,建立公众参与和政府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环境保护制衡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诉讼机制。     

浅析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而民主政治则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民主与法治相互促进,公众参与和行政法治互相依赖.本文拟通过分析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对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提出完善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对策、建议.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仅仅作为一项原则已不能适应当代环境保护的要求,通过分析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立法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应努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研究

在西方法治国家,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程度普遍过低,行政民主化进程受到制约,强调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度改革确保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化。     

论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提高——以城市规划领域为例

公众参与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公众参与应当是有效的参与,能够发挥参与应有的作用。我国当前虽然在众多领域均确立了公众参与制度,但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而导致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高。要提高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就应从进一步规范公众参与方式、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公众参与者的权利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     

论行政合同中的“隐形”主体

行政合同制度中的"隐形"主体是建构在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基础之上,同时又不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的概念。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下行政合同制度中对公众、或公众利益忽视的现状。针对行政合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隐形"主体需要相关制度的构建,包括参与制度相关的公开与告知制度、听证与协商制度,以及救济制度中行政合同部分无效的确认与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