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中的外来游说

美国政治制度中的立法设计为利益集团游说提供了条件。游说议员以期影响立法符合自己的利益,成为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的焦点。鉴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来自国外的游说也司空见惯。如果说国内游说对国会立法产生了影响,因而是现实;那么外来游说往往被夸大了,所以只能是神话。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外来游说特别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游说影响,认为这种影响的大小将取决于美国战略利益,而非相反;尽管游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实践证明不能把改善与美关系寄托在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上。     

美国政治中的媒体与国会选举

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选举中候选人竞选策略和媒体作用的具体描述,分析了媒体作为美国政治的交流工具在国会选举中的作用.作者特别就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特点,探讨了候选人与选民沟通的主要途径,揭示了现代国会选举中的"市场化"倾向和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还结合国会选举制度改革与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和重重矛盾,阐述了美国政治中媒体"操纵"国会选举的一些具体方法和原因,指出了美国国会选举改革的复杂性.     

美国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与利益集团因素研究

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70年代中后期后,它成为美国国内的热点问题。美国国会颁布了一系列治理非法移民问题的法律。利益集团通过多种方式和路径游说国会,对相关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提高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度,为国会立法和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源;一方面因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而严重阻碍了立法进程,降低了国会立法的效率,削弱了国会的立法权,导致国会不能及时出台有效的法律来治理非法移民问题。     

总统游说与国会决策

本文指出,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总统已经逐渐成为国会最具影响力的游说者,其游说直接影响到府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影响国会立法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对总统游说国会的不同方式进行了阐述后,文章进而探讨了影响总统游说成效的各种复杂因素.作者认为,游说的能力和效果可以反映一个总统的实际领导能力.     

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政治必然引发美国经济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各类涉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均通过各种方式对白宫和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其游说的规模和力度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围绕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相提并论。反对加征关税的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这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分配、利益集团对中国的集体抱怨、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因素有关。在中美经贸磋商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极力压制美国商界的诉求,但不得不安抚和照顾利益受损的农业集团。美国跨国资本的逐利性、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举措等,将不断扩大美国国内支持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的"赢集"。同时,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将对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后者也将从不同的方向持续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利益集团与人民币升值压力

本文论述了2003年以来以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为代表的美国利益集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影响的历程,并对其在此历程中的影响及其结果进行了分析,认为是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并推动了行政当局与国会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     

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认知、关系和未来

本文在阅读美国智库研究报告、学者论著及美国政府官方文件的基础上,考察了美国政府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政策及前景。文章认为,美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怀疑、重视的过程,其转折点是2005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美国对上合组织的政策也随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美国国内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必须与上合组织积极接触、对话,防止它成为俄罗斯和中国主导中亚的工具。本文认为,客观上讲,由于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直接影响双方在中亚的利益,因此双方有进行良性互动的必要;而双方在中亚的利益交汇也为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性。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动因与前景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情报机构的监督权。然而,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国会很大程度上从情报机构的"监管者"变为"授权者"和"辩护者"。美国国会情报监督体制总体呈现"失灵"状态。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的深层原因在于情报监督体制趋于"碎片化"、情报活动的特殊性导致美国国会对于情报的高度依赖,以及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与"情报复合体"的强大利益关切等。尽管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做出了推进新一轮情报监督体制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国会内部缺乏改革共识,国内民意分裂,以及国会在情报监督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国会加强情报监督的前景并不乐观。     

台湾游说集团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以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为例

台湾游说集团是美国重要的院外利益集团,曾经长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冷战后,台湾游说集团经历了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呈现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分庭抗礼的局面。两者由于在政治诉求上存在着差异,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竞争关系。此外,两者推出的议案在国会审议的过程中还要受到中美关系、国会、行政部门,以及各种危机等因素的制约。这两大组织有时候也携手合作,通过影响国会内部舆论,在国会内部编织人脉网络,吸纳具有类似观点的利益集团加入等手段尽可能地规避不利因素,将自身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