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协协商民主”常态化机制的实现路径

"互联网+"在逐步缔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态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为协商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要顺应"网络协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通过实现互联网思维、技术与政协协商民主的深度融合,建立多方合作和支持机制,提升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网络协商能力,来打造"互联网+政协协商民主"的常态化机制,推动政协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多主体互动视角

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政府、私营部门与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政府基于权力理性扮演着网络空间法规秩序构建者的角色,私营部门基于利润理性扮演着网络技术制度的构建者与自我规制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基于价值理性扮演着网络价值标准的制定者和社会监督者的角色。三者互动,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有序化发展。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核心责任是通过法规治理寻求网络产业较快发展和网络空间安全有序之间的平衡,因此,通过构建政府的平台治理模式,根据议题属性,区分政府介入治理的程度、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注重事前预警而非事后惩罚、提升政府官员综合网络素养等途径强化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责任,不仅有利于改进网络发展环境、兼顾网络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限制私营部门私权力的扩张,保障网络空间国家安全。     

协商民主与老旧社区的“集体危害品”治理

老旧社区是城市治理中任务繁重而组织架构失灵的特定社区类型,存在安全、卫生和秩序种种"集体危害品"。B市Z社区引入协商民主,有效地化解了基础设施不足和私搭乱建两种棘手的集体危害品。从治理结构看,协商治理将原本政府包办的层级结构,转变为以社区自组织为核心的行动网络;就治理过程而言,作为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通过社会资本的累进机制和互动规则的融通机制,缓解了老旧社区典型的共同体困境和秩序困境。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社会协商初探——以“PX项目事件”为切入点

本文从近几年来PX项目类事件频发所蕴含的警示意义出发,分析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搭建有效沟通的桥梁、建立畅通的社会协商渠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PX项目类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是对"社会"认知的褊狭,"社会建设"的滞后,"社会治理"的欠缺和"社会协商"的忽视,进而对"社会"、"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协商"作出简要论述,并对当前推进"社会协商"提出了五点看法:一是提高全社会对社会协商的认识;二是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三是要建立社会协商的有效机制、制度和程序;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五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推进社会协商中的独特作用。     

政府网络形象管理的原则与方法

网络空间是一个由各种话语体系构成的信息和意见传播平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开放的、互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传播平台来为实现自身的利益服务。政府除了运用各种传统媒体进行政策、业绩与形象传播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好网络这一传播功能日益强大、社会影响日益广泛的传播渠道。政府要遵循网络形象维护原则,科学地开展网上舆论引导和形象管理,积极处置和有效化解网络危机事件,最大限度地赢得网民的舆论支持和形象认同,树立政府在网络传播中的良好形象。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协商问题探究

社会组织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必要一环,在推进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协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上更是不可替代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组织协商提供了主体条件,各类制度化平台的搭建为社会组织协商提供了实现机制。目前妨碍社会组织协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方面,推进社会组织协商需要拓宽协商参与的领域,完善政策和制度设计,提升社会组织协商能力。     

关于社会组织协商的探索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但对社会组织协商没有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相比于其他6种协商渠道,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空间都很大.积极探索、广泛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具有重大意义.从概念的外延来看,社会组织协商包括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协商、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协商、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协商、社会组织内部的协商等4个方面.从浙江省各地的实践来看,社会组织协商主要有参与立法协商、参与决策协商、参与行业协商、参与社会协商、参与国际事务协商、开展社会组织内部协商等6种实现形式.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尚处于起步阶段,顶层设计不系统,基层探索不成熟.要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规范社会组织发展,解决社会组织协商所面临的问题.要以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把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与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互动发展.     

网络集体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对“网民反CNN事件”的分析

通过对"网民反CNN事件"的分析,不难发现网络集体行为在行为场域、动员方式、组织结构、互动过程和行为效果方面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并对现实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关注网络集体行为,就必须关注网络空间及其特性对传统社会行为的影响甚至是重塑和再造。     

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渠道之“重”和机构之“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民政协性质的新概括,也是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的新要求,更是对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提出的新要求。正确理解人民政协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而言,其渠道之"重"、机构之"专"的内涵及意义,弄清楚人民政协之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渠道之"重"是因何而重,机构之"专"又专在哪里,是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优势和作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论地方政府与社会非营利组织的互动

社会非营利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带来复杂多面的效应。二者的互动关系,建立在互动动力和现实背景、资源掌握和实际影响力、现实社会心理和体制政策等条件之上。在实际的互动过程中,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的基本特性。它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机理在于,社会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与地方政府、需求与争取、定位与能力、放权与自立、第一动力与持续动力的互动。必须推动地方政府与社会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     

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性——基于逻辑、场域和议题分析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中国协商民主的多层次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界定。本文按照协商民主发生的逻辑、场域和议题,将之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协商、政策协商、社会协商。政治协商主要以多党合作制度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作为实施载体,执政党就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产生等重要议题与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广泛协商。政策协商主要是就政府部门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议题与群众展开协商,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现公共行政的规范化和程序化。社会协商是指在城市和农村的基层自治范围内社区居民或村民就本社区或本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和协调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个层次的协商民主按照各自逻辑开展与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应有之义。     

网络公共协商:缘起、问题及国家建构

随着互联网事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渐成公共协商的新型场域,既有的公共协商从现实空间向网络空间的覆盖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网络空间已经具有一定的网络公共协商内涵,但实践中的网络公共协商仍面临着结构失衡、质量低下和灰色力量干扰等突出问题。必须通过国家力量的介入着力从提供网络空间充足有效的规则供应、建立高质量的官方网络信息运营平台以及构建网络公共协商的政治吸纳机制等方面来助推网络公共协商的建构。     

基层协商民主路径下的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纠偏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将"弱有所扶"上升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目标。农村低保政策作为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存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作用和"安全阀"功能。剖析各地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发生的一系列偏离问题不难发现,根源在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体制,政府有时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忽视民意,村民被拒之于决策"门外"。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和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实践表明,通过基层政府与村民充分的讨论、评议和协商,可以最大化限制政府滥用自由裁量权,培育公民精神,打造协商共治的基层公共治理新格局,并为建立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纠偏机制提供有效路径。     

基于感知调查的协商民主渠道建设研究

协商渠道建设是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感知调查可以看出,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各有其自身特点和需要推进的地方。在加强协商渠道建设的过程中,应发挥优势,畅通自身;衔接配合,涵盖更广;通力共筑,健全制度。     

以事件为中心的青年网络虚拟社群研究——以“微笑局长”事件为例

青年网络虚拟社群发展阶段可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消退期四个阶段。青年网络虚拟社群的特征表现为社群形成的自由性和自发性、社群结构的松散性和开放性、社群互动的非平衡性、社群管理的自律性与他律性。青年网络虚拟社群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既有正面舆论牵引作用,也具有情绪的聚集和强化等负面影响。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社会组织协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之道

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协商促进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形成、提升民主化程度和增强了协同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协商在实践中具有发展迅速、发展程度不均衡以及发展形式多样的特征;面临协商意识层面、协商程序层面、协商渠道层面以及实际协商层面的困境。本文从培育协商精神、完善法律保障、拓宽多元参与渠道和提升协商能力四个维度破解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困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公益型社会组织孵化的厦门模式——基于对“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研究

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合、联结、引领与培育社会组织的公益孵化器在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方面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经验表明:公益孵化器整合多方资源,搭建集体平台,扩宽了新厦门人参与互动的渠道,形成了社会组织融合功能的规模化效应;它源于社会需求,更细化和回应社会需求,整体调动了新老市民的参与自主性,促进了社区融合资本的形成,实现了城市社区的互动共治与和谐共融,是推动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的载体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