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西藏社会局势持续稳定的对策研究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为实现他们遏制我国和平崛起、破坏我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目的不断在西藏制造骚乱,影响了西藏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西藏社会局势的稳定,对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三股势力”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

"三股势力"是西藏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达赖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要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发挥更大的能量,需要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所具有的狂热性和深刻的群体认同感,同时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达赖集团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这三股恶势力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产物,对西藏的社会政治稳定有很大的影响。研究西藏在社会政治稳定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维护西藏的社会政治稳定,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深刻影响中国的西藏问题。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支持旧西藏地方当局图谋西藏独立,进而考虑改变其传统的西藏政策: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露丝.培根备忘录》与韩德森建议的出笼、托马斯父子进藏和麦基尔南在藏被杀等,勾勒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主要线索。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内战状态,但双方坚持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反对美国分裂西藏,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捍卫藏区国家安全坚决遏制达赖分裂集团兴风作浪

如何牢牢掌握藏区反分裂斗争主动权,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藏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藏区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解决藏区面临的特殊矛盾;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通过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揭露达赖分裂集团的分裂图谋,认清达赖分裂集团的本质;加强藏区干部队伍建设,奠定藏区反分裂斗争的基石。     

1947—1949年夏格巴印美英“商务”之行及国民政府的应对

1947年6月至1949年4月,国民政府围绕夏格巴分裂活动,同印度、美国、英国展开了一场交涉。著名分裂分子夏格巴在印度、美国、英国的支持下,乘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之机,“出访”三国,制造分裂。而三国对西藏的企图各有不同,印度企图继承英国在藏获得的侵略权益,美国企图取代英国而插手西藏问题,英国继续维持所谓中国在藏是“宗主权”而非主权的老调。国民政府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反对夏格巴的分裂活动和这些国家干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表明了中华民族的严正立场,夏格巴“所谋向外贷款贸易,及企图使西藏独立事,均未如愿以偿”。但是,国民政府也有失策,它错误地认为不发给夏格巴等人护照,他们就出不了国,幻想三国会尊重中国主权而拒绝在其所持“西藏护照”上签证,未料到关英两国会变通处理。     

民国治藏法律研究简述

西藏自纳入元朝版图之后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始终和全国各地同呼吸共命运 ,其社会发展的脉搏 ,也随着国家的历史进程而跳动。在民国时期的 38年里 ,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极为激烈的 ,所幸的是虽然中央政权更替频繁、政令多变 ,但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始终坚持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立场 ,并在吸收元、明、清三代治藏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制定了治藏的基本法律规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立即唆使策动西藏各地掀起反汉暴动 ,企图达到分裂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 1911年驻防拉萨、亚东、帕…     

“三股势力”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

“三股势力”是西藏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达赖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要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发挥更大的能量，需要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所具有的狂热性和深刻的群体认同感，同时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达赖集团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这三股恶势力合而为一的产物。研究西藏在社会政治稳定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维护西藏的社会政治稳定，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美国的官方和民间对于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共识,在20世纪初年就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中国西藏的战略地位上升,美国政府于1942-1943年派出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入藏,第一次与拉萨的西藏地方当局建立了官方联系,随后又送给西藏地方政府数套无线电设备。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美国政府坚持视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的地位问题上明确地表达了与英国政府的分歧。美国的立场,使得英国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中不能不有所顾忌。这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分裂西藏的斗争,也成为美国政府日后无法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个制约因素。     

“西藏问题”国际化及“文化藏独”危害性探析

＂西藏问题＂国际化既与国际格局变化有关,又与全球化放大宗教对国际关系影响有关。西方国家吹捧达赖和达赖借助西方表达＂政治诉求＂二者相互倚重,各取所需,各有所图。达赖能够博取西方社会一定的同情和支持,与其运用＂高超＂宣传技巧分不开。达赖明知＂急独＂不成、＂和谈＂无望,故采取了类似＂台独＂的策略——渐进式＂文化藏独＂,其现实危害不容小觑。     

略论清朝中央政府辖治西藏的法律──《软定西藏章程》

清乾隆五十八（1793）年，清军击败了入侵后藏地区的廓尔喀军以后，统军主帅福康安根据乾隆“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的旨意，会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等，共同拟定了《藏内善后章程》上报朝廷，经修改批准定名为《饮定西藏章程》。对清代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这部地方法规的产生、内容和历史意义略作沦述。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成员。明朝建立以后，把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起初在河州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藏族地区，后改设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和乌思藏行都指挥使…     

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

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政府一直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基本上没有与西藏地方当局发生过直接的联系。二战期间,美国曾经对英国侵略和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当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之际,美国的西藏政策逐渐发生逆转,以适应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的总体战略。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从未公开否定其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有其深刻的原因。     

加强“四观”教育 打赢与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

本文论述了加强“四观”教育，打赢与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重要意义。     

西藏的历史与现状理论研讨会综述

《中国西藏》杂志编辑部于1992年2月20日在京召开了“西藏的历史与现状理论研讨会”。法学界、藏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新闻单位的记者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 1959年西藏少数反动农奴主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流亡国外。此后,他们一直在国际上宣扬“西藏独立”,西藏问题渐为世人关注。1987年,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法律顾问”、荷兰人范·普拉赫撰写了《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角度对     

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活动是依法治藏的关键切入点

藏民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寺院是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载体,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藏传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依法治藏。要实现依法治藏,必须了解藏传佛教历史上对藏民族的巨大影响,掌握藏传佛教寺院在不同时期的功能和经营模式演变历程,分析当前部分藏传佛教寺庙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研究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健康发展的途径,为依法治藏找到关键切入点。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新视角下西藏问题的研究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问题的治理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内的政治安全,社会的安全秩序。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取得了世人称赞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种种社会问题,主要有: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统领的藏独集团竭力寻求"西藏独立",汉藏间的民族内部矛盾,物质文化极大提高而导致的宗教与世俗的对抗以及无人进藏等。对此应深刻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有效加强和促进西藏的健康发展。     

浅析民国时期（1912-1949）的治藏政策

民国时期（1912-1949）的治藏政策,表现为利用政府宣言和根本大法等形式,强调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和蒙藏委员会;沿用清朝旧制,由中央加封达赖和班禅,主持其灵童转世和坐床典礼;吸收西藏地方代表参政议政、参加国家管理,加强西藏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等。这些政策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边疆政治与第三次康藏战争的爆发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西藏和西康的控制极为微弱。由于缺乏中央政府的统一治理,西康北部地区的政治生态十分复杂,西藏和西康之间则存在着严重的界址纷争,西藏内部还存在着两大政教集团的尖锐矛盾。此外,因当时英国侵略势力已深入西藏,导致中英之间关系极为微妙。这些因素所构成的边疆政治,西康地区官员处理失策,使白利村内部的一场细小纷争,最终演变为第三次康藏战争。     

从和平解放西藏论邓小平的统战观和统战艺术

邓小平的统战思想和统战方略十分丰富,统战艺术也十分独特。本文撷取和平解放西藏这一历史事件,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的统战观:(1)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和平的天平上;(2)政治先行,"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3)劝和不成,先礼后兵,以打促谈,分化上层;(4)"藏人治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新中国成立前英美两国利用香港对我国西藏进行的侵略和分裂活动

本文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论述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半个世纪中，英、美两国政府利用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为侵略我国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施展的种种阴谋。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由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以夏格巴为首的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所从事的“西藏独立”活动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