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境况,而是指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自身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NI能否达到12196美元(12276美元或124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拉美调整与再定位

本文采用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拉美国家2006—2021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地区总体、国家以及产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拉美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了该地区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与可能边界。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泛安全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拉美具有地缘、制度和规则三重短期优势,并具备禀赋、产业和绿色三大中长期优势,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得到了总体提升。但产业和国别异质性也开始显现,加勒比和中美洲多数国家及墨西哥受益较多,更多加入全球产业链下游;南美国家继续以原材料供应者身份保持在产业上游,但部分国家被边缘化的现象明显。中国应对拉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受益的形势形成充分预判,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积极主动调整对拉经贸合作战略与战术。     

产业转移、融入国际与脆弱性隐忧--越南制造业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资源、优惠外资政策、中美战略博弈升级、中国国内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国内外因素,越南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拉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角度来看,越南制造业的参与方式具有“一高三低”的特点:“高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低增加值”生产环节,“低端技术”部门比较优势突出,在高端技术部门的生产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端,产业向越南加速转移固化了其“低端锁定”困境。越南制造业当前高度依赖产业转移并深嵌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包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重工业基础薄弱、严重依赖外资、自主研发能力低和政府国家治理能力弱等多个方面。RCEP为越南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观的机遇,有增大越南出口并倒逼国内改革的潜力。     

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以拉美国家为例

拉美国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中表现出相当高的活跃度。本文以中等国家理论为分析工具,考察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路径选择和现实困境。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具有共同的、内在的利益逻辑,即寻求发展利益,谋求在拉美地区的主导权,提升全球影响力,展示国家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拉美国家采取了改革与塑造全球治理机制相结合、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相促进、国际国内议题联动设置的模式。这些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美国家的发展利益需求,提升了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和挑战。首先是大国权力制约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和影响力;其次是拉美国家自我认同与实力之间的不匹配;再次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受国内政治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最后是不同拉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需求差异,相互之间的团结受到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金融资本力锻造

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成长和国际需求向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中国元素与范式特征的金融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相关经济伙伴谋求共赢的一种制度安排,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展现相应国际责任感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既要着力提升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设计与供给能力,更要在强化现有机制化平台的基础上,有序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以摆脱美元的战略锁定。中国亟需打造以凝聚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以人民币为核心交易货币之一的全球贸易体系,结合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力提升的综合性国家竞争体系,构筑贸易与金融新边疆,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印度尼西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分析

得益于较快的经济增长,2004年印尼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80美元,正式进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经历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印尼经济2013年以后增速开始放缓,人均国民收入下降趋势明显,同时还伴随着经济承压、货币贬值,出口受阻、贸易逆差增加,税收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上升等负面影响,为此,许多人预测印尼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印尼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一系列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引起。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印尼现正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过度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旧模式转变为依靠人力资源的提升以及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但从可预见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比较利益原则与拉美国家的发展悖论

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比较利益原则与拉美国家发展悖论的问题,认为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商品结构基本上是秉承着天然资源优势而形成的,这种比较利益结构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使拉美国家获得了一些贸易利益,但却强化了拉美国家低水平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了与发达国家及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从而使其陷入了初级产品比较利益陷阱和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拉美国家要想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尽快从比较优势战略向竞争优势战略转变。     

新制度主义框架下的拉美发展困境——论福山对于拉美和东亚当代发展差异的比较

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地区)在战后迅速崛起,而拉美国家则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发展的曲折并且至今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和其他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两地区经济政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植根于更为深层次的制度因素,正是由于两地区制度的迥异造成了不同的政策选择及实施效力。本文主要通过对福山等新制度主义者的文献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发展差异,并且通过福山的理论来探讨制度因素中可能包含的一系列政治变量:现代国家行政制度、法治以及问责制。拉美和东亚的法治发展差异不大,关键在于现代国家行政制度和问责制的差异对于经济政策差异的影响。拉美较为薄弱的现代国家官僚体制决定了其发展政策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而东亚的专业化、去人格化的现代官僚制度决定了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拉美国家的问责制不仅发展不完善,并且相对其官僚体制来说过于强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阻碍合理发展政策的制度性问题。本文根据福山的政治制度平衡理论得出,拉美国家需要平衡问责制和现代国家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增强政策效力。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进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整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旧动能转换动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国内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外部因美国对华战略出现历史性转折和大国竞争、博弈加剧,国际发展空间受到空前挤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的双重考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任务仍然是为完成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持续发展,营造可预见的良好国际环境。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尤其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中美贸易争端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基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第三国增加值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17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增加值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同时亚洲经济体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增加值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值,表明中国不仅已经开始进行产业转移,而且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通过承接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日益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产业转移日显重要。因此,中美贸易争端将会给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所谓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或者"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编者的话

2011年4月28日,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国际研究)"中国和拉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政界、学界、企业界和媒体的200余位嘉宾参加了本次论坛,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莅临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成思危在演讲中指出,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拉美国家曾经遭遇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规避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调好城市化与工业化速度之间的关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全球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拉美国家的竞争力进行国际比较,可以一个新的视野观察拉美经济。透过全球竞争力指标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拉美国家竞争力的变化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地区各国之间的差异在加大。拉美国家正面临来自亚洲和转型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的挑战。尽管影响拉美各国竞争力的因素不尽相同,但制度和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拉美国家前期经济改革的成效及各国近年深化改革的举措对此有直接影响。2003年以来,随着拉美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拉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有所提高,但其改善的速度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拉美国家传统的竞争力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国际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对拉美国家竞争力的整体影响有限。中国企业投资拉美需要考虑拉美国家综合竞争力因素,注意区位优势的选择。     

CAFTA价值链演进与“南南竞争”价值链发展战略构架

"企业+产业+国家"是全球价值链基本的"三维"发展战略构架。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等"南南竞争型"价值链的演进与生成,以"南北互补型"价值链为研究载体的全球价值链"三维"发展战略构架面临不足,需要进一步拓展。本文认为,CAFTA 价值链演进背景下"南南竞争"价值链发展战略构架,由产业网络组织价值创造评价,企业价值链动力扩散的分解、重组与极化,以及国家区位战略引力培育三大部分组成。这一新战略构架能创新和落实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与开发战略选择。     

新兴拉美银行业改革的效应研究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特别是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尤为严重.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对目前各国(地区)银行体系效率的一次检验.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的是拉美银行体系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效率问题.研究证明,拉美银行业改革通过推进银行私有化和大量引进外资银行,不仅增强了本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实力,同时提升了本国银行的盈利水平,无形中也增强了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事实证明,这些改革措施都十分有助于拉美国家建立富有效率的银行体系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银行业改革也确保拉美国家的银行体系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仍保持强劲的投资吸引力.     

RCEP框架下新加坡的不同价值链活动及其发展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加坡是东盟区域内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主要成员国之一。高度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新加坡深度嵌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体系,国际投资和贸易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新加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在新的全球价值链(GVC)分解框架下对新加坡的价值链活动和上下游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高度活跃,并主要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价值链。投资相关GVC活动主要通过上下游均为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进行,但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正在逐步加深。新加坡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相对集中,上游经济体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和日韩地区,下游经济体则主要包括中国、东盟和其他RCEP成员国,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探究新加坡价值链活动的特征及其上下游关系,对于了解RCEP协议下东南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优化中国与新加坡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化改革、金融开放与金融危机——来自阿根廷的教训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为美国所赞扬的金融自由化的"典型"。但这样一个被国际社会称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功样板"的国家曾爆发过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一度波及拉美各国。阿根廷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且都于20世纪70年代积极开展了金融改革。本文选择阿根廷作为研究对象,梳理阿根廷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采取的各种自由化改革政策与措施,研究其遭遇的多次金融危机及其成因,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战略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把握好依靠国际资本发展国内经济的尺度;构建外债风险向系统性金融风险转化的预警与监控体系;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以提高经济体系应对危机的"弹性";谨慎开放资本项目,安排好开放顺序;合理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式增长转型。     

拉美地区国家能力建设刍议——兼评《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

近年来,受到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拉美地区再次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的不利局面,困扰拉美国家已久的治理危机和社会问题重新凸显出来。国家能力是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并对社会实施统治与管理的能力。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2015年经济和发展报告《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表明,许多有着明确目标和完整步骤的政策在拉美国家实践中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这是因为拉美国家在国家能力建设上存在缺陷,如官僚体系的缺陷不利于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公共采购体系的缺陷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公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受限于政府信息公开度和公众自身素质,公共政策经验评估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拉美地区"强社会、弱国家"的建构形态削弱了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处置能力,制约了拉美国家公共政策实施的效果。为应对这种困境,拉美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应从建立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官僚体系、加强反腐司法系统的建设、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以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与水平。     

拉美能逃过此劫吗?——论全球金融危机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严重冲击,与美国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拉美国家当然难逃此劫.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金融恐慌的传染效应、出口引擎遭受打击、侨汇收入大幅下降等渠道和机制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为此,拉美国家采取诸如向金融机构注资、扩大公共投资、抑制汇率波动等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目前,拉美国家虽然有着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有利因素,但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性使拉美经济的增长存在着很多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