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由国家为主体向社会为主体的飞跃

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由国家为主体向社会为主体的飞跃。这个飞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初始阶段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而走向国家社会主义,采取了以国家为主体的模式;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由国家为主体向社会为主体转变。这个飞跃需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等条件,所有这些条件又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飞跃是国家权力控制下实现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及其向社会的转让构成尖锐的矛盾,国家职能的二重化和执行职能手段的二重化,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途径。因此,马、恩的“小政府”思想和列宁的“半国家”理论对于当前的改革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因此,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是应对上述治理冲击和挑战的当务之急。     

论和谐社会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现实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推动党的领导与国家之间、党的领导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为基础,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构建"中国公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共赢.     

新农村建设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实现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统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在中国现代化改革由经济市场化转向政治民主化的纵深发展过程中,实现村民自治转型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突破点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     

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途径

民主化建设的关键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实现民主化的一项根本任务;党内民主不能取代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及人民民主,党要不断学会通过国家来领导现代化建设;树立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     

论民主化的本质——从国家建设的视角

从自由选举视角来看待民主化,进而把实施普选作为民主化的标志,存在一定局限性。实际上,民主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所以应把民主化放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来理解,它内在地包含了国家制度建设、公民的社会行动和国家治理机制转变三个逻辑阶段。但在三个逻辑阶段之间过渡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必须将民主化理解为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实践,从而有效驾驭民主化。     

民主行政视野下的问责制

民主行政是完善问责制的重要向度,它有利于重构政府的责任链条,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监控能力。与传统官僚行政模式相比,民主行政理论更强调人民在国家公共行政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及其官员对人民的责任。政府责任范围应以公共利益为重,问责标准不应仅由上级政府或领导单方面决定,它的确立是一个公众讨论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细化到具体官员的过程。当前推行问责制应重点从公开政务信息、鼓励公民参与、向社会及基层下放权力、完善程序规定等方面努力,进一步促进行政的民主化,以行政民主化带动问责制的健全,实现民主行政与问责制的良性互动。     

转型时期政府权威的合理定位

近段来,不少学者对政府权威流失的原因及其对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他们都只是片面地强调维护和加强政府权威,而没有根据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关系合理地定位政府权威,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二难选择:转型初期的政府权威转型初期,政府权威过剩和短缺现象同时并存。从理论上讲,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应逐步向社会转移,逐步完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和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任何违背这一客观规律,阻碍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政府权威,都是过剩而不合理的。然而由于历史惯性、…     

新时期加强参政党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敌对势力加强了对我国的渗透,西方国家加大了"西化""分化"中国的步伐,加之改革开放以后开放性、多样性的社会环境给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价值形态、思维方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参政党成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机构改革中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权力转移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构成对现行政府职能和权力运行的挑战。政府机构改革成为经济改革攻坚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其实质是要解决好政府的职能定位与权力转移问题，以适应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本文从政府职能转变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协调、相同一，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要适应社会主体的发育和发展，加强对社会发展的协调和服务；在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中，逐步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等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论公民监督与制度保障

公民监督的驱动力在于维护和实现公民利益及社会利益。我国公民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还相对较弱。在现代国家,公民有效监督权力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监督意识和监督机制。借鉴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加强公民监督的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乃至于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以泛民主化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将我国的改革大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民主政治建设更是政治改革的题中之意,但我们不得不警惕的是泛民主化的思想正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泛民主化首先对于民主的认识比较狭隘,其次认为中国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通过民主机制来解决,最后认为民主化的发展模式只有西方的一种。这种趋势是十分危险,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显现出来,导致这些国家民主品质的低下,甚至国家的动乱。因此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要抵制泛民主化,选择好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过程、路径、次序、时机和策略的选择尤为重要。     

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进取、努力奋斗的光辉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地含容政治民主化。坚持推进政治民主化，就会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提供制度保证。我们必须勇于创新，在实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权力“集中-民主”视角下的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析议

消解干部"带病提拔"现象,最根本的是有效规约用人权力。提拔权力集中化是干部"带病提拔"的根本原因。干部提拔权力集中化的原因在于,对党管干部原则的理论误读、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的扭曲,以及在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用人权力民主化是消解干部"带病提拔"的基本途径。干部提拔权力民主化既要解放思想,纠正对党管干部与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认识,不断培育和增强民主意识,更要健全制度,尤其是完善干部提拔中的民主制度与监督制度。     

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述论

政治民主化的提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的发展,其主要内容体现了这样的认识:推动政治权威的转变、促成干部制度的改革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重构各政治主体的权力和权利关系是政治民主化的关键;以党内民主化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政治民主化的路径选择;制度、法律建设是政治民主化的保障。     

官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制度化途径探索

<正>"官"是指在国家和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的人员。由于其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他们又被赋予了最具权威又富有时代内涵的称呼——"人民公仆"。官德就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和政治素质,也是官员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官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道德培养工程,其旨在提高党政干部的道德品质及政治素质,使为官者真正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民主党派成员的结构特点

干彩玲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民主化功能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在国家政权中的合作对改善权力结构、各民主党派与中共的互相监督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各民主党派与中共的政治协商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等方面对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对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政府实职中比例都有明确的规定，     

政治体制改革: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选择

我国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 ,再一次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是化解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这一目标 ,要突出地完成三项任务 :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迫切要求 ,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配套的民主调控体系 ;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迫切要求 ,改革和完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和机制 ,坚决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迫切要求 ,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 ,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     

民主的共性与党内民主及其发展关键

统治阶级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的民主化、多权化、政治公开化是民主的共性。与人民民主相较,党内民主具有前提和归宿不同、体现的价值原则不同、保障体系不同、民主化的党内组织生活等特性。从民主的共性和党内民主的特性出发,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实现党员群众主体与党内民主制度客体的统一,实现党内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政府治理特征及模式抉择

政府治理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政府治理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最为重要的是价值取向的确定。由此而抉择的政府治理模式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