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视角,从中可以窥见历史发展的境遇与趋势.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和建构,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需要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下积极拓宽内容,提升境界,探索出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又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塑造现代社会基本构架的强大力量，也是决定现代人生存命运的关键要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现代性都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和方向。厘清现代性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联系意义重大。     

现代性言说的中国语境及其本土价值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它具有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的特征。现代性是源于西方的概念,在我国,现代性言说具有其独特的中国本土语境。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面临着社会、环境和人自身的三重困境。为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基本准则,以本土特色为民族场域,以和谐社会为价值目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及其建构

在当今时代的学术语境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极富张力的哲学范畴,不仅业已成为一种理论视阈和研究范式,而且业已成为一种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价值理念、价值尺度、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然而,无论是对其作何理解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新现代性"。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为指导,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阈和思想维度来看,与建立在"理性"或"启蒙理性"基础之上的以"资本"或"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性"不同的是,"人民性"不仅直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及其由此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且直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以"人民性"为根基和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原创建构,不仅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和超越,而且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以更加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以"人民性"为中心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正确处理好"资本逻辑"和"人民逻辑"之间的张力关系,防止和遏制"资本逻辑"对"人民逻辑"的渗透和侵蚀。     

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其必要性分析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求"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公民教育。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仍然存在不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面,当代中国实施公民教育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     

现代共享性政治伦理范型:经验、知识及其信念——“文化公共性”的实践叙事与价值逻辑

政治伦理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所在。立足文化"公共性"这一新的学理视角,当代中国新"政治伦理"文化信念之理据的价值辨思、规范化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以及基于合法化和正当性本身的未来中国社会的合理的政治伦理信念之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以美好生活承诺为终极伦理信念,以"政治正义性"为核心伦理价值预设,以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治理"为工具性/功能性伦理目标,以权利、平等、自由、参与、宽容等为实践性伦理运行原则,致力于与现实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论模型的设计与实践;二是着眼于健全的公民性政治人格、优良政治的德性素养的养成。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对一种建立在公共伦理基础上的优良制度理性的慎思明辩与实践求证;二是"社会道义"的理性熔铸——公正之为目标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责任担当;三是立足中国伦理文化语境,搭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对话、合作及其良性互动的平台。     

人的现代性历史溯源及其当代启示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依据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问题,人的心理、思想、行为、态度的现代化,同样也是判断国家是否进入现代化的重要依据。人的发展水平是评判现代化水平高低的根本指标。只有人具有了现代性的品质,才能长久有效地维持、促进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及其成果。当前学界,普遍对人的现代性内涵进行研究。对人的现代性的重要性阐述,人的现代性的特征概括及其构建途径的研究较少。通过对人的现代性的溯源研究,阐述现代化社会中构建人的现代性的必要性。并结合实际,分析人的现代性构建现状及其发展瓶颈,对如何更好地构建人的现代性提出建议。     

中国社会“人情味”与“公德心”的冲突及其消解论析

在中国,"人情味"源自传统乡土社会,而"公德心"是现代公共生活发展的迫切诉求,二者之间的某种对峙与冲突,反映了传统文明的部分因素不适应现代公共理性进步所导致的纠结与困惑。若任由二者的冲突不断升级,不仅会威胁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顺利实现,而且会成为现代文明进步的巨大障碍。严格划定二者适用的合理边界,尤其是防范不良"人情味"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引导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使"人情味"自觉服从"公德心"的需要,乃是现代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论社会资本与转型期中国公共伦理建设

社会转型和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当代中国公共伦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而广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它是中国公共伦理生成与践履的催化剂。因此,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提升现代社会资本的存量,是中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与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既是一项正在进行而又未完成的事业与方案,又是一个有待建构的问题。它需要我们:一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二是科学认识现代性的价值二重性;三是确立现代性的整体性理念;四是深入挖掘自身传统资源;五是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管理模式重构的批判性诠释——以服务行政理论为视角

在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背景下,服务行政作为对现代性反思的理论结果,将重新改变有关社会治理的认识。服务行政模式深刻地回应了生活政治对解放政治置换这一趋势,将公共服务作为判断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正当性依据,是对现代性政治结构关注统治秩序的历史性超越。按照这一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旧与新,其思路是执政党选择服务行政为社会管理的制度工具,将治理—公共服务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诉求,将"人民正义"由执政的正当性辩护调整为人民对公共服务的期待和实现。服务行政理论是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成果,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转换的出路。     

“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多样化变迁和知识界多次裂变,促成了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知识分子”话语争议,有的从公众性解读其公共性,有的从独立性解读其公共性。本质上现代社会结构下知识分子必须兼顾“超然”和“介入”,这双重属性均内含公共性,正是这双重公共性关联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没有必要倡导“公共知识分子”概念。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现代化的价值维度——一种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分析

近代以来直至当前的和谐社会之诉求,现代化始终是萦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然而,现代化又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其应然维度之一.现代化从"器物"到"政制"直至社会精神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念这一结构性的深化历程,更昭示了公共精神正是公共行政现代化须臾不可"缺场"的价值向度.实际上,从公共行政自身发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双重维度去探究和反思公共行政的现代化现象,我们也发现公共精神不断地从边缘向中心位移,从"遮蔽"状态走向"解蔽".其中,公共行政现代化所涵摄的民主理念、公正理念、契约精神、公共服务精神以及和谐、科学的发展理念等公共精神既是公共行政现代化本身,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骨核与价值引擎.一种多元宽容、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能够得以形成和延续必须以发育良好的公共精神为其基本精神质料和社会价值支撑.我们需要从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开新传统公共精神资源,大力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共治理的实践参与,加强公共意识教育、提升公共理性水平等几个方面努力来促进公共精神的化育与养成.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根源析论

文化冲突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和动力。现代性是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全球化则是现代性不断复制和扩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现代性的矛盾与冲突,并且正在实现由现代性的外在矛盾到现代性的一元化诉求与多元化发展之间内在矛盾的转变。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已经以各种方式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中,并且与改革开放以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理念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释放与覆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与演进范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共时性挤压”成为世界发展的共同历史语境;在这一语境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特殊的路径和逻辑,其发展演进也表现出独特的范式特征;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是“释放”,体现为国家从市场和公共性领域的主动退出;演进的范式是“覆盖”,体现为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不完全替代和对国家社会性的完全替代这样一种发展路径。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交为一个现代性社会.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入的,相对于西方而言,我们的现代性只是刚刚起步.而中国要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现代性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可见,研究现代性对中国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通过对“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后现代”学术话语及其理论思想的梳理,不难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当代中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非“现代化”,也非所谓的“后现代”,而是“现代性”,即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与建构.这种转型与建构,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文明结构在中国社会中的形成,具体来说,就是符合现代精神的、体现现代文明特征和要求的社会秩序生活得以重构,或者说现代文明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以上判断,不仅源于理论分析和推演,更是由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决定的.     

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现代性发展刍议

"民国"时期因为新旧时代嬗变的社会背景,新儒学流派新生的同时伴随着一众优秀新儒家学者的涌现。张君劢作为其中一员,其新儒学思想体系可以用两层面三维度来概括,即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层面,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复兴三维度。"内圣外王"作为近现代新儒学流派发展根本方针,如何在实现"内圣"的同时拓新"外王"道路,可谓是几代新儒家学者为之努力的方向。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后现代性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在让张君劢新儒学思想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一剂良药,就需要回归本体、解构和重建思想内容,探究新儒学思想中现代性成分,构建现代性话语体系以适应现代发展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