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析论

冷战后,日本实施海外派兵是在联合国、日美同盟与遂行多样化任务三大框架下展开的。其中,联合国框架下的海外派兵主要以后勤保障的形式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为主,且所受政策限制日趋减少;日美同盟与海外派兵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同盟战略不仅彰显了自卫队的海外军事存在,而且还提升了自卫队的境外实战能力;遂行多样化任务则拓宽了自卫队的海外派兵途径。此外,日本海外派兵有利于加强其防卫力量建设,在整体上推动了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进程。未来日本的海外派兵形态将进一步呈多样化倾向。     

解析日本“动态遏制”战略

新防卫计划大纲等日本官方系列文件表明,以“构筑动态防卫力量”,实施“动态遏制”为核心的日本新安全战略,将逐渐完成日本从“专守防卫”向外向型防卫的转变,推动日美同盟关系进入对等、互利发展的新阶段.日本新安全战略也将开启自卫队全面参与亚太国际安全合作的新时期,重在对华战略防范与威慑,其主要目的为遏制“中国海军和渔政等执法机构的海洋活动”.     

日本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的双重影响

日本新安保法是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制度依据,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同时,也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安保法为增扩日美同盟的行动范围和功能提供法律支撑,使其成为落实日美安全战略理念的平台和亚太安全网络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日美因各自战略利益及对国际安全干预的成本承受能力等不同,两国在同盟框架内出现错位和互不协调。新安保法可能会在盟国、国民和地区他国三个层面削弱日美同盟的依托基础。日本新安保法无益于地区安全,也无助于维护地区势力均衡,却可能会成为地区冲突的推进器。     

美日安全关系的变化及走势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 ,重新调整对日政策 ,更加重视日本的作用 ,不断提升美日关系。“9·11事件”后 ,日本以支援反恐战争为名 ,通过了旨在使海外派兵合法化、制度化的三项反恐新法案 ,并配合美军切实展开军事行动 ,从根本上强化了美日同盟。这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部署、政策调整以及日本的安全战略调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并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区域安全和稳定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解读日美军事同盟的新趋势及日本的战略意图

近年来日美军事同盟出现的新变化是深化和细化军事合作的具体事项,“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日美同盟的发展趋势是“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日美同盟今后的作用是“共同保卫日本”、“共同应对周边事态”,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日本加强日美同盟的战略意图是利用日美军事同盟,确保日本安全;依赖日美军事同盟,遏制地区危机;依靠日美军事同盟,管理国际安全。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日美同盟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进行战略性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何以令人忧虑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何以令人忧虑刘江永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３日，日美两国最终完成了１９７８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发表了一项“新指针”。这将对下世纪日美关系的性质及日本的防卫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在日本国内外引起普遍忧虑。一、“新指针”使日美同盟发生...     

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

进入21世纪后，走“普通国家”化道路、争当世界政治军事大国日渐成为日本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了同这种自我期许的“国家定位”相配套，日本决策层正在按照新的原则和步骤急速推动着安全防卫领域的调整和变革。本文拟从涉及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元素——安全保障总体思想、基本防卫政策原则、日美安全同盟以及对华安全战略的变动，来分析新世纪日本安全防卫领域发生的调整。     

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日本安倍内阁的外交走向

安倍内阁提出“有主张的外交”的新理念后,日本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出台“亚洲通道计划”、“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联盟”等一系列新举措。然而,这并非日本改变其以日美同盟为主的外交基轴,而仅仅是日美同盟战略框架内的政策调整。日本对欧、对俄的基本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争取“入常”仍将是今后日本外交的重点。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其行为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日本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强调从未松懈过;另一方面,日本在政策实践时又表现出主动迎合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是日本试图同时兼顾提升同盟内部自主性与维护同盟关系的结果。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作为美日同盟中的弱势一方始终都对同盟的不对称性心存不满,因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中的自主性动机也始终存在。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强化自身政治大国的诉求日趋强烈,而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则为日本提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会。从国际体系层面上看,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美日同盟的主题由经济向安全与政治回归;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该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美两极"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制了日本在美日同盟外部提升自主性的空间,迫使其不得不通过在美日同盟内部谋求自主性的提高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基本策略是在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和巩固同盟关系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同时,彰显自身在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观诉求",从而实现借助维护同盟关系来有限度地提升自主性的基本目标。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不断凸显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其与美国霸权利益的捆绑,这反过来又使它自己在东亚地区陷入更加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日美防卫技术合作演变的逻辑

防卫技术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安全合作以及同盟管控的组成部分。日美防卫技术合作的进展受防卫技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中自主化水平双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日本武器出口规范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日美之间的防卫技术合作以美国单方面援助日本为主。其后，日本在技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开始在对美技术合作与自主技术研发之间寻求平衡，但技术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影响了两国的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并寻求技术合作的多元化。通过日美战斗机研发合作的案例可以发现，看似日本对美国渐趋自主，但仍然难以摆脱对美防卫技术依存的困境。日美之间防卫技术合作的深度以及日本防卫合作对象多元化的广度将是影响日本未来防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评析2011年度美日“2＋2”会议

2011年6月21日，美日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简称“2＋2”会议）。会议制定了新的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突出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讨论了加强美日同盟的新措施并达成协议。美日双方对本次会议都十分重视。2011年正值美日同盟成立50周年。更重要的是，因为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东亚共同体”等政策，被认为是“疏远美国”的政策，令美国颇为不满。日美关系缓和后，双方都希望能有一次高级别会议结束过去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使日美关系能回到以往亲密无间的友好状态，巩固和加强美日同盟。     

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本文以日美同盟关系发展的部分重要历程为主线,勾勒了日本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轨迹,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了纵向的思考与分析。文中指出日本对美的"离心力"与"向心力"的交替消长,是随着亚太局势演变和日美力量消长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日美同盟关系依然稳定,并且日本还将尽力维护和强化同盟关系,但日本的大国化是左右日本未来政策与战略的根本与核心,日美在核心利益上的矛盾并未消除,因此日美同盟的今后发展还有不确定性。本研究虽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但对了解日美同盟框架内的日本的国家战略发展有一定的前瞻性,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日美强化同盟体制的战略图谋

美日“2 2会议”最终协议的达成将导致日美同盟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实现美日军事合作全球化,在中国周边形成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和支柱的“战略网”,对中国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为日本谋求军事崛起提供契机。     

试比较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势.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同盟战略与中日关系

日本历届内阁上台均坚持以＂深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战略。民主党上台后发展＂同盟战略＂,更加突出＂中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日美基轴＂战略对内阁的约束作用日趋增大,限制区域合作框架下的中日关系的发展;突出＂日美安保＂战略,加大与美国联手应对传统安全的力度以防范中国;＂同盟拓展＂战略不仅不利于解决亚洲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而且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东亚安全形势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

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美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透视日本军事安全战略

二战后，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发生了多次转变。冷战期间，其安全战略的基础是美日安保同盟，实行“立足本土，专守防卫”；冷战后，日本新防卫战略日益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已从“本土防御”向以地区干预”为核心的“攻势防卫”战略转变。其战略的基本走势是：战略重心加速转向“针对西南方”，抓紧实施海上力量“南下西进”的战略步骤，拓展外向型军事安全战略空间，提升武器装备的高新技术优势，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将使得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对我国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特别是对台湾海峡局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日美“军事一体化”与日本“军事崛起”

5月初,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再次举行“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会议(简称“2 2会议”),就采取具体措施,强化日美同盟,明确日美军事分工合作,落实去年2月19日“2 2会议”提出的“地区与世界共同战略目标”最终达成协议。这一协议的实质是推动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实现日美“军事一体化”,进而将日本全面纳入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使之成为美国维持和加强其全球和亚太霸权地位中的“坚定的战略伙伴”。其动向直接关系到日美军事同盟与日本国家政策未来走向,导致亚太乃至世界战略格局的重组,与我国安危密切相关,值得严重关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