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资委发布国有控股境内和境内上市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2006年12月6日，国资委与财政部共同制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同时公布，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由此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拉开序幕。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从2006年12月6号开始实施，境外公司从2007年3月1日起实施。按照办法规定，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等股权激励方式；境外国有控股公司有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等股权激励方式。这些方式有利于国有企业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激励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59岁”现象和短期行为问题。     

非上市企业股权激励解析

目前对股权激励制度的研究,业界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上市公司层面,而对非上市企业关注度较弱,但非上市企业对股权激励制度同样存在需求.本文分析股权激励机制的原理以、实施过程中潜在问题及相应对策,以期为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股权激励计划是一种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方式,有限责任公司同样需要此类计划。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面临的特殊法律问题。如股权来源、股东人数限制及权利实现与股权变动等问题。本文认为确定股权激励方式很重要,并且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文件及善用信托制度等措施应对。     

论我国股权激励的本土创新——股权分置改革视野下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的股权激励始于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股权激励虽有规定,但我国的股权激励总体上表现出"以规章主导改革"的制度供给模式。此种模式不仅影响到法制的统一性及协调发展,而且对统一的资本市场实践无益。因此,应通过立法创新、完善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应规定、制订股权激励单行条例等来重构我国股权激励的法律制度,使股权激励的负效应减至最低,实现效率最大化与公平价值的双赢。     

国有企业公司制度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在国有企业公司制度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产权是股权与公司法人权利以及有关知识产权等问题 ,本文作者阐述如下。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市场环境和法律保障

股权激励制度的经济价值在于通过企业内部的契约安排,使经营管理者成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者,进而改变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促使经营管理者为达成企业股东的利益目标而采取行动。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股权激励制度的经济价值还必须依靠法律的制约和市场竞争的制约。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激励过度问题反映出了我国在法律保障和市场建设方面的不足。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法律研究

股权激励制度是以员工获得公司股权的形式给予其一定的经济权利,使其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利润分享,并承担经营风险,从而使员工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而服务的一种制度。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相继制定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股权激励的内容、实施程序,监管和处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对股权激励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市场环境和法律保障

股权激励制度的经济价值在于通过企业内部的契约安排，使经营管理者成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者，进而改变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促使经营管理者为达成企业股东的利益目标而采取行动。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股权激励制度的经济价值还必须依靠法律的制约和市场竞争的制约。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激励过度问题反映出了我国在法律保障和市场建设方面的不足。     

国内企业股权激励仍需"突出重围"

股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出台,表明我国国内企业股权激励的尝试终于有了里程碑式的成果。然而,在股权激励有关认识上仍然存在误区,该《办法》与现行法律也存在相抵触之处,股权激励仍然需要从观念认识、政策法规、制度保障与监督等方面逐步推进。     

论国有企业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基调,如何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国有企业董事勤勉义务制度建设存在不少问题,应明确责任内容与认定标准、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责任体系等建议,以期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法治化路径。     

制度过剩与制度短缺并存：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双重“制度性壁垒”

当前中国融资实践中存在着"三大反悖"现象和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多头困境".其根源不是民营中小企业固有的内生缺陷,也不是国有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上的"规模偏好"和"所有者歧视",而是融资制度过剩与融资制度短缺并存的双重"制度性壁垒".解决的途径是创新一个"政府强制推动"与"市场诱致深化"相结合的制度性金融安排,即包括内生性民营融资制度在内的多元化市场融资制度.     

对新破产法实施状态下的职工权益保护

新破产法否定了既往我国破产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将破产国有企业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清偿的政策性做法，而规定劳动债权作为一般债权受偿。此一规定的改变，理顺了一般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的关系，符合一般法治理念，但也给政府的破产企业职工劳动者权益保护政策带来挑战。政府应未雨绸缪，采取多种措施保护企业劳动者权益。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研究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对象并不是薪酬水平本身,而是不合理的薪酬,其本质上是不能真实反映高管的贡献、与企业绩效脱钩的薪酬。在我国,不合理国企高管薪酬难以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恢复其合理性,引入法律规制是必要的,当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现状也迫切需要法律规制。为保障国企高管薪酬的设定合理以及已设定薪酬不致失去合理性,应通过立法建立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制度、出资人代表薪酬审查决定制度和薪酬追回制度。当然,公开企业财务信息、设立科学的薪酬设定程序等也是国企高管薪酬立法规制的必要内容。同时,通过出资人代表派生诉讼启动薪酬司法审查是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另一主要方式,我国的薪酬司法审查应以信义义务为标准,并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     

关于国有企业人才管理方式的思考

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人事管理特点,许多企业的人事行政管理无视企业人才自我发展的需要,只是消极地＂管人＂,这就难以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本文对国有企业如何吸引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稳定人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加强国有企业人才资源管理有所裨益。     

试论国资委职能的履行

2010年,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为十一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来说,十一五时期是开创性的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国资委如何更好地履行其职能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     

国企民营化存在的风险及法律对策

按照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方针 ,一大批国有企业从相当一部分行业中退出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在具体操作上就是要使数量巨大的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改革。拟就国企民营化所产生的风险 ,从其产生的原因入手进行分析归纳 ,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建立经营性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

在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理想的制度模式选定之后 ,建立独立的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 ,已成为决定公司规范运作和国企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应以代表理论为依据 ,通过对国家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代表关系进行法理探析 ,建立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的理论模型 ,并对国有资产代表人的梯次结构和授权环节进行分析和设计 ,建立和加强国有资产代表人的监督制度。     

论国有船舶的有限管辖豁免

国有船舶管辖豁免经历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判例、国际条约等实践将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排除在管辖豁免的范围之外。但在对国有船舶豁免范围予以限制的同时,应当注意明晰以下三个问题: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应当依据船舶的用途来界定;国有企业对于所经营的国有船舶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一国法院不得任意扣押与当事船舶无关的其他国有企业的船舶。     

论国际投资协定下国有企业国民待遇的适用

国有企业已经稳定成为国际投资市场的参与者,因此可以从投资者身份去看待国有企业与相关规定适应状况。从国有企业是否是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者出发,可以初步判断其能否享有协定下国民待遇。但也存在着因为“相似情形”解释不明、根本例外条款内容不明等情况而无法实际享有国民待遇的情况。我国所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基本可以保障我国国有企业享有国民待遇,但仍然存在个别例外。为此,应当注意在国民待遇条款、根本例外条款制定时的细节问题。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一条全新思路。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对国有企业产权及其改革进行经济与法律分析 ,结合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一系列主要问题 ,旨在提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