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制度变迁看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

非洲多数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在独立后经历了由多党民主政体向一党集权政体,再由一党集权政体向多党民主政体两次大的变迁。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受到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等种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是上述条件和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国外功勋荣誉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功勋荣誉制度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一国的历史传承、相应法律制度的建立等诸多问题。它的完善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稳定和良性流动,有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考察英、法、德、俄、美等欧美发达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模式、经验,有助于我国功勋奖励制度的创设和运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     

央地关系与中国地方治理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同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中,二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显著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国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找到解决治理困境的出路,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60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行政制度变迁探析——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的考察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为削弱地方军阀势力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建立一套有利于集权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制度,却遭到了地方军阀势力的阻挠。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对新制度的不同需求是民初地方行政制度型构的主要原因,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结果是达到了一种动态的制度均衡。     

欧美模式简析

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美英为代表实行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莱茵河模式”——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人们各执一词。了解欧美模式的不同，将有助于评估欧美关系的性质和前景，有助于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有助于把握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进程。所谓模式，即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也就是在自己特有的历史、经济、文化等背景下所形成的发展方向，以及在体制，结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特点。     

央地关系与中国地方治理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同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中,二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显著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国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找到解决治理困境的出路,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论转型期我国政治生态的变迁及其影响——兼谈转型期国家政治整合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国家对原有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领域制度安排不断调整和变迁的基础上而深入和发展的,随着它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出现明显的变迁:1.国家政治系统原有权威的刚性结构不断受到侵蚀;2.国家政治系统整合社会的组织资源流失严重;3.国家政治系统面临着民间社会日益强烈的要求其制度创新的压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拙文认为改革转型时期的我国的整合模式具有必要性。     

借用与创新——战国秦文化变迁机制分析

早期秦文化是在对华夏文化认同、对西戎文化采借和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中逐渐形成的。战国时期,秦国在内外交困的条件下,积极探索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文化创新之路,而商鞅以法理政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与秦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国家公利哲学理念相契合。在秦孝公支持下,秦国将商鞅之法推向全国,在制度建设、道德伦理、社会风俗等方面实现了秦文化变迁的突破和转型,从此确立起以国家公利哲学为指导,以法家治国理念为政治策略,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以责任伦理为道德规范的秦文化模式。此种文化模式对于秦国力挽狂澜,最终实现统一全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为后世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提供了历史借鉴。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