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天下观的演进

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天下观等理论的形成与华夏族群的发展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夷夏意识的萌生,是华夏"天下"产生的理论前提,"四方"、"四海"、"九州"、"中国"等疆域名词的出现表明了华夏"天下"不断向外扩张的进程。基于"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华夏文明在早期对于夷狄文明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倾向。但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成熟,血族概念被逐渐淡化,转而采用"礼"的标准来界定夷夏,从而把夷狄族群纳入"天下"的范畴之内,促进了"天下"理论体系的完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明至清前期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明至清前期，特别是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政权的更替以及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思想极为丰富。从宏观角度看，明朝的民族思想延续了传统的二元特征，既有“华夷之辨”，也有“华夷一体”，但“华夷一体”的思想在较长的时期发挥着凝聚人群的作用。明清鼎革，清朝为了建设大一统国家，超越了传统“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民族思想，强调以统治疆域为基础的“中国一家”,为近代中华民族一元观的出现奠定了历史性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和”思想与“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

"协和万邦之道"是传统中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华夏之中国与周边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要靠什么样的政治理念与外交实践原则去维系,才是最具正当性且最具有效性的。它以"夷夏之辨"为民族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从"天下一家"或家国一体的民族国家观出发,建构了一个具有天然合法性且具有等级尊卑秩序的和谐世界图像,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处理及世界和平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与价值。     

近代中国西方观:从"攘夷"到"师夷"

古代中国长期迷醉于"华夏中心"的骄傲之中,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不屑一顾.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中国人上了切肤之痛的悲壮一课,国人开始反思"华夷之辨",取向"师夷长技",中国人的西方观发生了质的变化.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指鸦片战争以后活动于各主要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晚清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最先觉醒的一批中国文人。在西方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由于受到"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他们既传播西方科学却又排斥西方思想,固守传统文化却又面临进退失据的文化困境。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在身份、信仰与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揭示了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在知识分子思想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

在中国古代内容丰富、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中 ,儒家政治观起着主导的作用。王船山秉承儒家思想之大旨 ,从“公天下” ,“人治为主、法治为辅” ,“德教为主、刑罚为辅” ,“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擢举贤才、贵士、养士” ,“集权与分权” ,“民变”以及“华夷之辨”等方面 ,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政治观体系 ,对中国古代政治观作了批判总结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但在这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神州与阎浮、气禀与佛性——论佛教对“夷夏之辨”的超越与民族融合

南北朝时期,顾欢作《夷夏论》,掀起激烈的“夷夏之辨”.顾欢结合地域、气禀论证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异与不可改变,为一极端的夷夏观.对此,佛教徒从宇宙论、人性论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破斥.宇宙论层面,以“阎浮”世界包涵中国传统的神州世界.人性论层面,以般若性空理论破斥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别,同时,根据《涅槃经》佛性论强调“佛性”为众生共同的本性.这些观念打破了夷夏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当时的民族融合提供理论根据,对民族融合有重大促进作用.     

史家意识与遗民心态——南宋遗民郑思肖及其《心史》

郑思肖宋末元初的一位特立独行的南宋遗民,是一位真性情的遗民,他的行为方式和他的诗文都是他这一身份的注脚和诠释。君臣大义和夷夏之辨重叠融合在一起,对郑思肖的政治选择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心史》充分反映了他的史家意识与遗民心态,是一部扎根于那个时代的著作,郑思肖作为激烈型遗民的印记和标志都反映在他的这部著作中。     

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帝的民族思想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处理文字狱案的产物,雍正帝在其中大力驳斥了"夷夏之防"的固有思想,表答出"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此基础上,雍正帝进一步提出不应以地域或民族来作为评判君主的标准,而应当以"德"作为评判政权正统性的准则。但雍正帝的民族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以君臣伦理作为基础,无法消除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歧视以及自身的民族优越感,美化清朝的统治。《大义觉迷录》从根本上说,是雍正帝借以发动文字狱、实行思想专制并巩固清朝统治的工具。     

近代思想嬗变之"夷""洋"观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沉闭已久的国门.中国一些开明的社会人士认识到,古老的中华文明要想避免危亡的厄运,就必须迅速摈弃闭关政策,摄取西方先进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在思想领域的转变首先表现为对外人、外事的重新认识,抛弃农业时代形成的狭隘的华荑世界秩序观,树立全新的科学世界观.从"夷"到"洋"这一观念的转变既是势的所迫,又是理的悟通,成为近代前期思想嬗变的主流.     

近代湘学对“夷夏之防”和“中体西用”的突破

19世纪中叶,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发动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论战,顽固派的指导思想是"夷夏之防",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以郭嵩焘、曾纪泽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坚持湘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突破了这两大指导思想,开维新变法之先声,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孝的皇帝?

汉文帝作为一国之君,以孝治天下,靠仁孝的表率作用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自孔夫子倡导"仁孝治国"以来,后世的帝王无不以"孝道"做幌子,尊奉"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的管理格言。然作秀的多,真孝的少。汉文帝刘恒可算是"孝"皇帝之冠。凭什么说刘恒是中国历史上最孝的皇帝呢?     

先秦民族史观钩沉————兼论周朝“夷夏”之辨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 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吸收以 “文化＂ 判别 “ 民族” 这 一观点， 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 （如共同的语言文字、 共同的社会生活、 共同的礼制凤俗、 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民族意识等）来判别民族。 除此主观标准之外， 实则不可忽视一 个客观标准， 即先天的生理 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如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血缘关系（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等。 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体内容， 而“以夏变夷”则是其主流导向， 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义所在。     

“师夷制夷”与近代中国政治走向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是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主张,为近代中国取得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师夷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本文探讨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师夷"、"制夷"的基本态度和利弊得失。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从而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的革命使命,完成了前人未竟之事业。     

洋务运动中顽固派的思维方式

洋务运动中,顽固派从固有的传统观念出发,坚持华夏中心主义,坚决排斥外来势力和外来事物,拒绝一切形式的西学引进和改革,并以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本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表现为"夷夏之辨"、"保卫圣学论"和"民心可恃论"等。在不断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情况下,顽固派又将其极端化为"洋人禽兽论"、"圣学泛教化论"和"复仇论"等。     

北宋女主政治中的女性意识——以对刘太后的考察为中心

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研究,大多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女性人物在政治实践中也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北宋著名女主刘太后在长达11年之久的垂帘听政期间,即在封建男权社会的政治大背景下,通过改立年号、提高仪礼规格、颁布诏令法律等途径和方式,表达了她与男性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欲望与"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意识。她在政治上欲与仁宗皇帝"二人同圣",在家庭关系中主张"夫妇齐体",甚至企冀把这种女主与男性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延续后世,成为中国古代女主政治人物中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一位典型代表。     

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法政思想中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与作为西方现代法政文明之基础的"自然权利"思想,形貌虽似而本质不同。在黄氏所谓"圣君贤臣治法"的制度设计下,其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精神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天下生民积极主张。正由于此,黄氏"私利"关怀虽反专制却不能克服专制,重视私利而不能伸张"权利"。归根到底,这是由"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所影响和局限的: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一体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尊义贬利"而"权利"不张是必然的。在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     

华夏一统 天下一体--读《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研究》

我们中国人一提起孔子与儒家思想就会顿生“家园之感”。这是我们对自己所继承的优秀文化传统特有的亲切、关爱与认同的思想情怀。人们在谈论孔子与儒家学说时 ,大都集中在其道德规范、政治主张、教育理念等方面。很少研究他们在处理华夏与四夷的思想和策略。毫不夸张地说 ,孔子与儒家的民族思想对维护中国的“大一统”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没有孔子“华夷一体”的“大一统”思想就没有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园”。徐兴祥的《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为我们深入了解孔子与儒家的民族思想及其在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中…     

自知之明

清乾隆时，有人上书皇帝说，顺天府乡试贡院大殿匾额上的三个大字“至公堂”是严嵩所书。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在这样一个为国家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竟然悬挂的是大明奸臣的手笔，一是显得我大清无人．另外也不利于树立以德治国的导向。乾隆一听有理，便下令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大字，选出最好的以代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