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逃离国家”发展的村寨民族志——《在国家边缘:缅甸那多新寨调查》评介

正从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看,无论是为了加强对他者的管理,还是为了反省自身文化进入异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他者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的传统。而在中国,国外民族志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等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之下,人类学越来越重视跨国话题的讨论。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理环境上天然地连为一体,在历史上交流互动频繁,长期持续的经济合作和密切的文化交往决定了我们进行"东南亚国家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东南亚民族志丛书》凝聚了云     

微信民族志:XT水灾的微信民族志构想

随着人类学网络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创新,由"界面"(interface)限定的"微信田野"和田野工作成为理解这一议题的关键,"微信界面"的建构,有望实现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突破。就XT水灾的研究而言,因为有"微信田野工作"的支持,人类学有望突破传统田野工作和相应的民族志书写的诸多限制,从而以新的视角和技术路径认识他者、反思自我。由此也可提出,事件即信息,"行动与事件/信息之纠缠"是网络社会互动的核心机制。以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社会为基础的"界面"的扩张、聚合和变形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世界,田野、他者以及研究者与他者的互动也因之改变。     

民族志与"我"和"我的叙述"--以刘新《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的谱系》为例

当前民族志文体的创新不断涌现,刘新的<自我的他性>一书可归为实验民族志一换类.其不仅成功地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概括为"自我的他性",而且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对人物的分析应当发展成为人类学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方式;经典民族志所呈现的"真实"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反对在民族志中将主体性当作一种类似实体或本质的东西,而应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     

“一带一路”观念对人类学文明研究的新拓展

文明互动的机制并非受到文明核心区画地为牢一般的自我疆域界限的限制。文明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又重新进入到今天人类学家的视野之中,由此而使我们有机会把原来一种定点民族志的田野研究,放置到诸多形式的通道、流域、走廊以及道路的更为广阔的文明互动与流变的形成轨迹之中去考察,这便成为今日人类学视野新拓展的当务之急。需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做一种人类学的文明俯瞰,而非局限于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所曾经训导我们的如何用匍匐于地上的眼光狭小的人类学。需要有与时俱进的胸怀去构建起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从一种文明的关怀上去看待我们的人类学所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个人与文化的那些复杂性的关系。这是人类学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之所需。     

民族村寨旅游展演艺术的文本建构与解读——以云南新平县大沐浴村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展演艺术建构是旅游场域多种力量的协商共谋,自我与他者双重视域的存在使其建构中贯穿着本地文化与游客消费文化间的紧张与互动.在本地艺术符号征用与其他艺术符号借用创造及其作为地方性文化表征的强语境性与表意性形成的去语境性间,符号选取及其意指活动的双重运作部分消解了自我与他者间内在张力,文本得以整合.     

民族志与现代性故事--以罗香凝《另类现代性--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渴望》为例

西方人类学向来关注的是非西方的"非现代性"故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学科反思中,西方和非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知识建构方式受到批评.民族志<另类现代性>在展示某国营丝织厂三代女工如何在所谓现代性的语境中栖居的同时,质疑了关于现代性的人类学所包含的普遍、同质的现代性的预设.该民族志充分表达了对知识建构的自觉和反思,其中女性主义的洞识及其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议程也为后现代民族志写作实验增加了新的维度,并挑战了西方人类学最顽固的预设西方(男性)自我和非西方(男性)他者的二元对立.     

近10年来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反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人口、各国商品的流动日趋频繁,给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中国人类学最初强调本土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海外民族志写作的实践,近年来出现一个小高峰。梳理近10年来中国人类学界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海外民族志具有记录文化类型、提供"他者"文化个案与经验事实、为社会科学提供想象力等三大成绩,同时思考与其发展相伴而生的,包括理论预设与本土解释、田野进入融入与产出、理论导向等问题,有益于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之发展。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

一般认为,民族志的科学范式是由马林诺斯基出版于1922年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它体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科学人类学对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三要素的结合。近年来进行学科反思的学者指出,过于强调马林诺斯基的贡献其实抹煞了民族志方法早在1922年以前的一个时期就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实;更重要地,对马林诺斯基的文本和学术背景的研究表明,他所谓的"科学"民族志既包含了诗学也包含了政治成分。     

在面向他者的道德空间中重拾责任

如果现代人在其心灵中开启道德空间,则应当容纳自我与他人的共在,通过他者的形构而置放信任、友善、责任一类价值。一个开放的道德空间,为自我主体判断与料理自我与善、正当与利益关系提供一种背景框架。责任是营建道德空间的重要资源,而现代异质性社会关系中的责任建立在差异之上。他者的相异性、脆弱性不能成为湮没他者的理由,惟有责任才能重铸他者。社会需要发展也需要责任。只有缓和效率与责任的紧张,使集体选择回归责任,以集体选择引导个人选择,才能在民众中塑造品格、尊重他者、建立诚信。     

从二分思维到间性思维:构建平衡的文化生态

二分思维是一种对立性思维,它忽视或掩盖二分双方的互动和勾连,将二分的双方对立化了。在间性思维中,不再有主客的对立和隔绝,间性思维主张接纳他者、客体,把他者、客体当作与自我、主体一样的平等的伙伴。间性思维首先是一种关联性思维,关联他者意味着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按照他自己的价值和计划行动的权利,表达了主体之间的沟通性,抛弃同质化和对差异的否定态度。间性思维也是包容性思维,包容性内在地蕴涵了差异性,包容对差异的尊重,也就是对多元性、多样性的尊重。要关联他者、包容他者,必须要解放他者,要敞开心扉、彼此开放,要相互信任,主体双方要努力在对方身上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互补点。主张超越二分思维,走向间性思维,其目的在于构建平衡的文化生态。     

女性的身体 国家的目光——国际运动会礼仪小姐研究

本文在"身体—文化象征身份—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论述了微观权力机制下礼仪小姐的公共性别身份的建构。一方面,礼仪小姐在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中实现了身体资本的理性运作,这体现在对身体的自我评估和对男性他者评定的认同上,但在公共父权制下,身体的主体性淹没在力图使之客体化的微观权力的技术策略中;另一方面,公共父权的凝视和民族国家的责任话语借助礼仪小姐的自我规训而建构起她们作为民族国家文化象征的性别身份。     

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自我服务模式：多元主体角色探讨——以成都市街头艺术表演项目为例

发展公众自我服务是当今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的重要趋势。公众自我服务是公众与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过程，因而明确不同主体之间的角色扮演是考察公众自我服务模式的重要视角。应汲取公共服务共同生产、多中心治理等理论资源，结合中国本土情境，进一步构建公众自我服务中多元主体角色的分析框架。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自我服务模式中，公众既是为自我生产服务的“消费者生产者”，也是与服务接受者发生直接互动的“直接生产者”，同时还是享受服务结果的“服务接受者”。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均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报酬的“常规生产者”，也是为公众提供辅助服务并且不与服务接受者发生直接互动的“辅助生产者”。特别地，政府还扮演了领导统筹者的关键角色。     

民族志经验反思

自《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出版之后,田野工作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前提条件。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就是在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真实、准确、恰当地对社会事实进行描述和解释,贯穿于人类学在民族志的材料收集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之中。特别是在全球     

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

物填充着博物馆的有限空间,它们以非文本的形式折射出现代人类学学科近两百年来的理论变迁。与文本民族志面临的实验时代的转向相类似,以器物为中心的博物馆民族志也经历着人类学表述去权威化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身体正在成为博物馆表述体系的新热点。建立在贯通我者和他者基础上的切身体验取代了表述异文化的远望模式,其中蕴涵着跨越异文化和己文化的可能性。     

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形成、演变及其困境

从笛卡尔建构＂我思＂哲学起,现代主体性哲学开始了其形成、演变以及遭遇困境的进程。但无论是笛卡尔还是黑格尔,其主体性理论体系总弥漫着唯我论的阴影,过分强调自我主体的主体性,就将导致主体性的过度膨胀。一方面,人为制造了主体间的等级秩序,自我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和自然界往往被视为异己的＂他者＂而排斥;另一方面,由于不愿与其他异质主体进行对话、互动,自我主体逐渐走向封闭独白,结果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但难以克服,而且愈加严重。这就昭示着主体性哲学必然被主体间性哲学所取代。     

语言变异中他者的伦理哲学思考

语言交流使自我与他者时刻处于面对面的状态中。语言需求把他者强化为同一,促使语言发生变异,从而形成语言霸权和语言消亡。原初的语言应是伦理学语言,是"我"与他人的亲近,对他者的尊重,对诉求的回应、倾听及"和而不同"的对话。只有对他者负起伦理的责任,才能使他者走出语言困境,自我与他者才能自由地言说。     

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以社会学中的民族志为例

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是不可分割的.自然主义、反实在主义、批判的实在主义民族志研究法,都要求研究者经由长期参与某些群体的日常生活来探索这些群体的意义世界.然而,当自然主义民族志试图以概念、类属、假说、理论忠实地再现社会实在时,反实在主义民族志却想要凸显研究报告的修辞学特性与权力作用.尽管批判的实在主义民族志与自然主义民族志同样支持“科学的”民族志,但前者关注的社会实在(社会结构)与后者的社会实在(日常意义世界)不同.这三种民族志研究法的操作程序与它们各自的哲学理据紧密关联.一个好的民族志研究者除了知晓操作程序之外,还必须了解与操作程序相关的社会科学哲学.     

身体、文化与自我:一项关于器官移植者自我认同的研究

身体是自我与他者分隔的物质边界,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石。器官移植技术改变了自我与他者的空间位置,他者的一部分器官进入移植者的身体里。这不仅引起了患者生理的不适,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的困扰和身份的紊乱。移植病人因对器官来源的想象和对身体完整性的迷恋而出现自我认同的转变,乃至危机,重新思考自我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在移植者的自我认同里,身体成为了传统和现代、科学和人文相互碰撞、竞争的场域。     

中国国际角色与结构性认知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角色的认知,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塑造的物质结构认知体系之中,呈单向而非互动的结构特征,这对于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尤其是资源基础的外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之中,中国应更多地在文化选择过程中向外界透知中国模式的包容、平等、互利性特征,通过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结构互动过程,把原来属于中国的文化变成至少是部分共有的身份认同,进而为化解国家在功能上相等的物质结构性认知而努力。在当前情况下,一是要坚持文化选择导致国家差异性引发的认同,二是要坚持资源基础与责任并重。     

以文化认同赋能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在机理与困境破解

文化认同是消弭文化冲突、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包容多元的基础上生成的价值共识，它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平等性，承认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主张文化间的和谐共生，其本身就是最深层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当前，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文化困境。为此，我们应在顺应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前提下，从增强自我文化认同、深化他者文化认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入手加以破解，以助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