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我国现阶段的公共冲突及其治理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公共冲突也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产生于各个领域的众多方面,跨领域转化或扩散,利益诉求往往伴随着情绪的发泄,发生于现实世界的冲突事件往往被互联网助推,一阶冲突往往会升级为二阶冲突。公共冲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有:维持表层平静,缺乏常规管理,长期的冲突化解不足,较少进行理性的对话,社会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互动平台不足。公共冲突的治理思路是:以深层稳定为主导目标,使冲突管理从"应急式"走向"常规化",更加注重冲突化解策略,使用协商对话的方式,使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载体互为补充,发挥和放大表达渠道和互动平台的正面效用。     

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路径探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根植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下,是农村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矛盾和摩擦的突出体现和过激表现。基层政府作为事件的直接面对者与化解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事件治理过程中反映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欠妥及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的薄弱。基于此,基层政府可以尝试综合治理的路径,切实加强自身的机制建构与能力塑造,进而实现"标本兼治"。     

社会诚信体系与社会公共治理体制的关系探究

社会诚信体系与社会公共治理体制概念内涵具有共同点,在主体和运作机理上表现为一致性。社会诚信体系是社会公共治理体制题中的应有之义,社会公共治理体制的有效运行必须依托社会诚信体系的支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公共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提升社会公共治理能力能够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完善。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

人们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避设施抗拒乃至激烈反对,很容易出现邻避型环境群体事件。社会剧烈转型、冲突条件充分、政府公信不足是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时代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并非在所有邻避设施上能与公众采取互动与合作,其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邻避冲突,政府妥协说明其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政府理论创新与民主治理能力不足,都不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在决策和执行时规范政府治理主体,完善政府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果,并要做到理论创新和民主治理能力提升。邻避思维不可免,邻避冲突可避免。     

对"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反思——以北京市"新建二村火灾事件"整治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改变着区域人口构成及其空间布局,由此带来的"多合一"场所治理问题也愈发突出。在"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后展开的"多合一"场所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内企业、租住人员和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分别实施了诸如"专项清理""自我维权""舆论支持"等行为策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专项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冲突是必要的。维权惯性自我强化、社会治理资源弱供给以及愈加芜杂的城市公共问题,使得城镇化语境下"多合一"场所的专项治理内生了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效、一元与多元等三种冲突场域。实现从"专项"治理到"协同"治理"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以"人"为核心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职能边界、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参与动能等维度寻找利益相关者间的最大公约数。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公共价值结构图景——基于杭州市综合绩效评价的混合研究

随着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实践的深入推进,"高绩效"成绩单下的价值冲突问题愈演愈烈,其原因在于价值结构失衡。现有文献主要通过价值分类探究价值结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价值分类缺乏有效标准和实践检验,致使难以呈现公共价值结构的"全貌"。为此,文章基于J?rgensen和Bozeman提出的公共价值理论,以杭州市综合绩效评价报告和政策为对象,运用案例研究、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逐一探究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语境下的公共价值间的层级关系、相近性和因果关系,从而呈现一个多集群全关系的公共价值结构。研究结果不但为公共价值结构的实证研究提供一种可行的分析路径,而且为构建一个具有内在张力和自适应能力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体系提供研究支持,进而实现价值冲突治理。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论中国特色政务公开的反腐败机理

中国特色的政务公开应当是广义的,所有以公共资金为业务活动资金来源的公共性组织都应该是政务公开的义务主体。政务公开治理腐败的内在机理是,通过摒弃暗箱操作减少腐败动机,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发生率,通过增加腐败风险提高腐败发现率和查处率,通过社会压力促发办事规则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政务公开要在治理腐败中发挥更大的效力,应遵循其抑制腐败的作用机理,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工具,依法保障公民批评举报和参政议政的宪法权利,将政务公开引向决策公开、司法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等重点环节和领域。     

政务诚信的三重境界

政务诚信是指政务活动中的各级政务机构和政务人员对公民真实不欺的一种行为表现，要求做到“内诚于心”和“外信于行”。依据对政务主体诚信缺失控制力的不同，政务诚信可划分为．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政务诚信的道德境界。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地方政府政务环境建设的逻辑探索 ——基于68个地级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务环境建设是推动城市发展、优化政府服务的重要举措.使用fs/QCA分析方法对我国68个地级市政务环境建设案例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结果显示,政务环境建设水平主要受到互联网服务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注意力分配、需求回应等多个因素的组合影响.其中,需求回应和注意力分配因素在提高政务环境水平上发挥重要作用.高水平政务环境建设的生成路径可以概括为三种:"技术优化+组织管理""组织管理+需求回应"和"技术优化+组织管理+需求回应".     

浅谈新形势下的诚信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建设"。诚信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当下媒体舆论引导责任异化、传统信仰危机、制度的权威性弱化引起诚信问题的起因追溯,找到应变诚信危机的出路。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协商治理探讨

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调适网络群体性事件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治理形式,它有助于预防事件的发生、遏制事件的升级甚至是消解事件的负面影响。它奉行民主治理的理念,以公共理性为价值取向,以公共协商为主要途径。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运作逻辑应遵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与演进规律,具体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协商式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协商式疏导、危机处置中的应急决策与协商式联动。当前,可通过建立多元化资源分配机制和增强弱势群体的资源利用能力等方式,矫正协商主体的不平等,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创造条件。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嵌入冲突: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困境探析

基于"嵌入"理论,以构建政府、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双嵌入"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运行过程后发现:政府通过项目制治理,将社会组织吸纳到行政规范的轨道上,使得社会组织公共价值取向与行政化趋势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逐渐消解与非政府性质社会治理资源的逐渐行政化。其外在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嵌入之间的冲突,实质则是社会需求导向与政府政治偏好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