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勒内·莱斯》——中译本代序

维克多·谢阁兰是活动在本世纪初、以中国题材著名的一位法国作家。他的职业是医生,喜欢考古和旅行,骨子里是一位精神世界的探索者。他潜心著述,不求闻达,虽非有意“藏诸名山”,其作品的大部确是在他身后才陆续问世的,现在仍有遗稿等待出版,而他引起人们的重视则更晚,大约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距今不过三十年。谢阁兰身后得名,并非依仗于中国地位提高,亦非凭借着东方的遥远和神秘,而实因他对“异国情调”提出了     

异国符号——法国诗人克洛岱尔、谢阁兰、米肖与汉字(英国)

法国诗人克洛岱尔、谢阁兰、米肖在本世纪初先后旅居中国,分别写下了以东方文化为灵感的诗作,如《认识东方》、《碑》、《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等等。他们不仅描述了东方的风土人情,而且,作为诗人,尤其表现出对中国文字的极大兴趣和热情。克洛岱尔有感于文字在中国的神圣地位,写下了散文“符号之宗教”,他还根据汉字的启示撰文论述“西方的象形字”;谢阁兰的作品更是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学、文字、书法的养分;在诗集《碑》序中,他以渊博的金石知识为依据用诗的语言系统地追溯了中国文字、书法、碑刻的历史;米肖则发挥其诗人兼画家的天才,以汉字为主题创作了融书法美和诗言美于一体的抒情散文《表意文字在中国》。三位法国作家并不从语文学、文字学的学术角度考察、介绍汉字,而是以哲人和诗人的眼光欣赏汉字,把汉字的形式作为激发想象的源泉,并且都试图把汉字象形表意的原则与他们关于诗歌语言的见解联系起来。汉字在他们笔下实际上成了诗歌语言的理想模式。本文先讲汉字的外形美对于诗人们的巨大吸引力,再讲汉字造字法及其字形演变对于诗人创作的启示,最后讲诗人们如何把对汉字字形的好奇和惊异转变成令我们中国人也会惊异好奇的自由大胆的遐想。     

论作家(摘译)

……他(指莫里亚克)有一天写道:小说家与他的创造物的关系有如上帝与他的创造物(注:即人类)的关系那样,而他所有的写作技巧的奇特之处,可以解释为他是以上帝的身分在对待他的人物的:上帝看得见内部和外部,灵魂深处和肉体,上帝同时看得见一切。同样,莫里亚克先生对于涉及他的小天地里的一切无所不知;他对于他的人物所作的安排都是不可置疑的;他解释他们,将他们分类,并无可挽回地给他们判决。如果有人问他:“您从哪儿     

走向明澈之境——论雅各泰的诗歌美学

“明澈之路汇集在我的身上”。——《无知者》“对于自我的执着,增加生命的不透明”。——《播种期》在十九世纪末,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如此表述他的愿望,“愿把世界写成一本美丽的书”。无疑,马拉美对于唯一的、大写的、完美的书的绝对追求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无数诗人,寻求以纯粹的语词切近理念的世界,无限探索语言之局限,直至走入“纯诗”的绝境。在二战后开始创作的一代法国诗人,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西方文明的废墟之上,认为要“从一本书走向世界”。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 Jaccottet,1925-)正是这一代诗人中卓越的一位,在…     

关于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是法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重要哲学家。他一生写了颇多的哲学著作,其中著名的有《真理的探求》、《论自然和神恩》、《基督教的和形而上学的沉思》、《论对于上帝的爱》以及《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关于上帝本性和存在的谈话》等。马勒伯朗士在法国哲学史上是第一个完全用法语来写作的哲学家。近、现代国外很重视对他的研究,就法国来讲,二十世纪以来,各种流派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他的哲学做了种种解释,出版了许多有关他的研究著作、文章,     

中国形象的书写转向——从洛蒂《北京最后的日子》的异国情调说起

在西方人的作品中,中国形象素来代表着一种东方的异国情调。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描述更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早前时代。但这漫漫几百年中,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却并不“均质”。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形象更惨遭贬抑、污蔑、丑化。“异国情调”之“异”也从伏     

存在于世的含混境况——论梅洛-庞蒂对《女宾》的解读

梅洛-庞蒂将波伏娃的《女宾》解读为一部关于与他人共存的主体经验的哲理小说。这场形而上学剧的最大教益在于告诉我们,存在者不能是一个孤零零的意识,存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意味着他者将作为比我们自身更加基本的东西伴随着我们的世界经验的始终,于是,差异与冲突——更根本地说,相异性——将恒久地为人生带来不安。以对象化的方式来消除他者存在所带来的不安必然以取消主体的存在经验为代价,而主体对于自我的认识正是在自身与他者的差异和冲突之中逐渐得以确立的。     

战争、和平与“基督教共同体”——伊拉斯谟思想述论之一

文艺复兴以降,封建割据的欧洲逐渐演变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争霸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整合过程中,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成为维系利益冲突的民族国家的纽带。鹿特丹人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基督教共同体”的捍卫者。本文拟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政治形势、文化运动为主要背景,梳理伊拉斯谟论述战争、和平的有关文献,分析探讨他对“和平”这一概念的认识、对王朝战争和教廷军事化的谴责及其“基督教共同体”的构想。     

认识作为诗人的雨果——评《雨果诗选》

一谈起世界大诗人,人们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这样一些名字:华兹华斯,海涅,雪莱,拜伦,普希金,波德莱尔……雨果。在谈雨果时往往语焉不详,尽管文学史上说他是伟大诗人,但中国读者却几乎读不到他的诗作。中国读者对于作为小说家的雨果有了充分的了解,可是对作为浪漫派诗人的雨果却知之甚少。1985年,雨果逝世一百周年,法国把这一年定为“雨果年”。在我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雨果诗选》(沈宝基译),接着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另     

向中国转述印度——晚清韦廉臣的印度教经典汉译研究

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1877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印度原流备考》和《印度书籍》,介绍了吠陀时代以来的主要印度教经典。其中一些文本属于首次汉译。韦廉臣集中译述印度教知识,是英国的印度学后来居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传教策略使然,他试图通过增广中国读者的见闻以促进传教事业。韦廉臣的汉译体现出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印度文化的态度,他肯定古老的吠陀文明,否定印度尚存的、活着的信仰。这种厚古薄今的历史态度反映了19世纪之后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典型立场,是东方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韦廉臣以基督教的世界观解释印度经典,认为上帝创世是世界的开始,将印度历史及信仰的源头都附会到圣经之中。他对世界同源的解释强调了圣经知识的重要地位,以及用基督教框架阐释、评价其他宗教的思维模式。同时,韦廉臣还引用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术语阐释印度教经典,以使中国读者更易接受。韦廉臣通过构建基督教—印度教、中国—印度的对比框架,对印度古代文明进行了符合西方观念的阐释。然而,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他的印度教经典汉译补充了传统的佛教翻译,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悼念诗人皮埃尔·艾芒纽艾尔

八五年初,诗人皮埃尔·艾芒纽艾尔去世了。这位谦逊和蔼的诗人,正如他的诗句所说的,“腼腆地离去”了。然而他的笑貌却和他的诗歌一样,将不可磨灭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于偶然的机会,八四年二月末我有幸见过艾芒纽艾尔先生一面。但是他的大名早在五十年代就是我熟知的了。这位第二次欧战中的反法西斯的战士,当前法兰西学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谈谢阁兰和他的《碑集》

在二十世纪初热闹非凡的法国文坛上,谢阁兰(V. segalen,1878-1919)的声音显得既微弱又遥远.他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三十一岁开始写诗,四十一岁就离开了人世.尽管他勤奋笔耕,著述甚丰,但生前正式出版的作品却不多,而且大都只在文友圈中流行,加之他的大部分创作都不以法国本土为基地,也不以法国文化为背景,所以同时代人对他的了解相当有限.然而,从六十     

A LA RECHERCHE DE L''''IDENTITE PERDUE——Etudes sur les romans de Patrick Modiano

作者研究了帕特里克·莫迪阿诺(1945—)的头六部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人的自我”这一主题萦绕着作家的脑际,他从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地位问题入手探讨人的自我,暗含地触及到六八年五月风暴后一代青年入的自我问题。“在我们这一怪诞的时代”,战争威胁和警察的淫威形成一股熵的力量,它把人的自我撕成碎片,使人失去尊严。失去身份的人一无所有,“无”是小说主题网中的一个常量,“无”只有和“有”相对立才有其意义,“无”和“有”是一对二律背反的矛盾,这种二元性现象散发在整个小说世界中,具体表现为自我的进退两难,主题的两重对立,空间地形的两分对立,和时间的往复运动。因此,二元性乃是小说结构的组织原则。失去自我的人都是些无国藉者,落魄者和生活在社会边缘者。他们四处漂泊,寻找自己的祖国,父亲和逝去的往昔,企图重组他们的自我,但“竹蓝舀水一场空”,等待他们的是种种失败和失望。在莫迪阿诺看来,只有通过写作,才能重建一个人的一生,使他的往昔经历失而复得。     

美即超越——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浅探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1901—1970)在其文学批评论著《隐匿的上帝》中创造了一个词:“世界观“Vision du monde),但在法文中还有一个词也译作“世界观”(Conception du monde),不过后者指的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vision du monde还包含着人对世界的所感、所思和所为。所谓“所感所思”,是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所为”则包含着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改造的愿望和构想。此外,Vision一词的本意有两层:一层是“观看”、“看法”,另一     

法国十四行诗的沿革及其结构要素

一“十四行诗”始于中世纪初期,原为古法意交界的普罗旺斯地区的一种民间抒情诗体,当地语(即奥克语和奥依语)称作Sonet。这种诗体和其他诗体一样,在流传过程中从“俗”到“雅”,逐渐规范化。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先驱、著名的意大利诗人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eo Petrarca,1304—1374),在汲取前人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这种民间十四行诗的行数、诗段、诗行的音节数、节奏和韵式等进一步加以规范,推出了别具一格的十四行诗体。他所写的十四行诗是用来表达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的。由于诗人所宣扬的人文主义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他所创新的这种十四行诗体被广     

路易十四时代述评

(一)专制王权的理论和实践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已故首相的阁僚问路易十四:“今后我们有事找谁?”国王回答说:“找我。”他随即宣布自己不需要首相,单独行使王权。在路易十四看来,他“代表整个民族”,因此“朕即国家”,“法律出自我”,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他毕生将自己的信     

寻求共识的历史认识: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

正如大沼保昭在他的新书中指出的那样,“历史认识”本来只是一个普通名词,可以泛指任何与历史有关的思想、观念、解释或认知。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词在Et文语境下却开始频繁地与某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及特定的历史事件关联起来。当媒体或学界谈及“历史认识”时。     

论艾吕雅诗中的女性形象(英文)

在艾吕雅的诗中,“你”与“我”组成的整体境界的无限扩张预示着人的空间与自然空间的统一。而这又暗示了一个在更高层次上的生存整体:人与自然的统一体。在艾吕雅看来,能量、活力的交换不但是自我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人与自然亲近的必要条件。因而,爱的活动交流同样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这样,在艾吕雅的诗境中,爱就升华为一种宇宙普遍存在的和谐的依存关系。这种泛爱论的思想首先体现在自然界的活力与女性活力的类比:在艾吕雅的诗中,女性的形象常和自然的基本成分:水、土、植物、阳光互相对照比喻。对自然的描写总是呈现出女性驱体的轮廊;而后者却又是山川、海洋、树木花草的象征。有时,两者又混然为一体。女性的无处不在(L’ubiquite de la femme)说明了对女性的崇尚;而最终使得这人类的半数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及其造物的神力。剥夺上帝的权威而将其授于人类的半数无疑是要抛弃这个虚幻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精神枷锁而树立起人对其自身的信心。这当然意味着对基督教文化的挑战。同时,我们在此不难见出超现实主义思潮在艾吕雅思想上留下的烙印。     

从保罗·利科的“译‘不可译＇”看翻译的可能性

保罗·利科是二十世纪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利科在研究诠释学问题的同时也特别关注翻译问题。他在其学术生涯的晚期还特别推出了《论翻译》这部翻译哲学专著。本文拟对利科的“译‘不可译”’这一核心翻译思想进行探讨。利科认为,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的论争,其症结就在于把不可能实现的“对等”作为翻译的原则。在他看来,“对等”是由翻译产生的,而不是由翻译预设的。要实现“对等”,就必须“译‘不可译”’,通过“建构可比之物”增强“母语”与“异语”之间的相似性,化不可译性为可译性。     

朗贝西和他的《主人与茶屋》——兼谈诗的一种写法与读法

郎贝西被誉为比利时“当今最著名、最有影响和读者最多的法语诗人之一”,他以其独特的诗风和精湛的诗艺在法语诗坛独竖一帜。维尔内·郎贝西(Werner Lambersy)1941年生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一岁时随母亲移居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