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与防范

一、民事恶意诉讼的一般考察（一）民事恶意诉讼的定义在英语中,恶意诉讼是用Prosecution表示,其最初源自刑事诉讼,①是一种伴随现代诉讼主体权利的扩大化而出现的诉讼异化现象。现代社会恶意诉讼的踪迹不仅在刑事诉讼,也常常出现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按照我国学者广为引述的美国侵权行为法分类,恶意诉讼主要分为三种形式：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恶意刑事告发以及滥用诉讼程序,②本文所讨论的是第一类行为恶意提起民事诉讼,即民事恶意诉讼。     

虚假诉讼及其规制——以恶意调解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一、虚假诉讼的界定（一）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的区分及其定义当前国内学界对虚假诉讼行为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表述较为繁杂。有的直接将虚假诉讼行为称为＂恶意诉讼＂：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采用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提供假证据等方法,通过民事、行政诉讼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①有的将两者略加区分,将其表述为“诈害案外人的恶意诉讼”：指以损害他人合法财产权益为目的,一方当事人虚构另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或者以虚假的证据或隐匿证据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民事诉讼,利用虚假的事实,借法院的裁判权实现自己侵害案外人财产的目的,     

检察机关介入恶意诉讼之规制

检察机关介入对恶意诉讼的规制,作为司法实践的需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与我国司法体制及其司法权力的配置相吻合从而具有可行性,也具有相应的法理根据。应在充分考虑恶意诉讼形态特殊性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在恶意诉讼规制中所应遵循的原则、称谓、方式与程序等诉讼机制予以构建。     

论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

恶意诉讼是指在民事诉讼领域内,行为人为了追求不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提起诉讼从而损害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其认定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恶意诉讼行为是被受理的起诉行为;第二,恶意诉讼是通过合法形式起诉以达非法目的的行为;第三,恶意诉讼行为人诉讼请求最终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第四,原告的恶意诉讼行为使被告造成了损害。     

恶意诉讼及其救济初探

诉讼是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但在诉讼的过程中,基于法律制度的残缺和 个人不法利益的驱动,一些人恶意提起诉讼,给受害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害,并且造成国 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因此,对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 行为应当予以遏制和惩戒,对恶意诉讼人妨害民事诉讼的,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构成民事侵权的,应 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触犯刑律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从而提高恶意诉讼的成本以有效防范恶意诉 讼,建立公正、廉洁、高效的诉讼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论恶意诉讼之成因与规制

当今社会,诉讼被视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手段,其价值与作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是,在推行法治的同时,恶意诉讼现象与问题也屡见不鲜。恶意诉讼虽然是英美侵权行为法的概念,但其意旨在中国侵权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也应该有其应有的位置,以服务于社会。在对待恶意诉讼上,通过对恶意诉讼者提起民事赔偿和诉之刑事制裁,当是有效的遏制手段。     

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和风险防范

民事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旨在损害被告或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其区别于恶意刑事告发以及滥用诉讼程序。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不能随意否定当事人的诉的利益，剥夺当事人的诉权，需要建构一个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规范性诉讼模式。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最大平衡。对诉权的审查应由事前规制向事后监督发展，并建立恶意诉讼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检察权监督模式的转变，同时对审判风险的控制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最大限度内认识恶意诉讼的本质特征，有效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     

民事恶意诉讼侵权责任的识别与规制

民事恶意诉讼行为当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对恶意诉讼的侵权性质和规制做出了规定。我国亦应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及识别、承担方式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民事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制度。     

规制恶意诉讼,构建正当程序

诉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诉权不是绝对权，其行使必须在一定范围和界限内，不得违反立法的宗旨。恶意诉讼就是当事人以诉权为工具，通过审判权的权威来达到诉讼外的非法目的的行为。恶意诉讼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诉讼效益，损害司法权威，造成稀缺司法资源的浪费，是我们必须遏制的行为。本文以诉权为视角剖析恶意诉讼的内涵、构成要件和表现形态，探究其存在成因，并提出规制恶意诉讼的具体救济措施，为构建公正的诉讼程序献计献策。     

诉权滥用的规制与防范——恶意诉讼及其程序规制

近年来，在民事诉讼中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呈高发态势，主要表现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乃至诉讼欺诈等多种样态，其中恶意诉讼更因其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之高、对社会尤其是法制危害之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而虚假诉讼则极大地降低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性能和效用。因此，从维护司法权威及诉讼秩序的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剔除之管控制度势在必行。防范和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快相关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在司法层面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引导，尤其在当前诉讼模式转变的特殊时期，亟需发挥法官职权在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审判权对抑制诉权滥用的限制功能，依法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惩戒，尽可能防范或化解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可能性。当然，规制诉权滥用，应当在“司法能动”和“司法谦抑”间寻找平衡，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将“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作为规制的重要原则，建立起一套针对性强、全程防范、救济便捷、惩处有力的制度，最大限度地识别、防范、惩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股东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股东平等的司法保护,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唤醒投资者股东意识,可使国家将私人诉讼作为对公司行为公权力监管的有益补充。合理地构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要求我们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使之贯彻于整个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需要重点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与恶意诉讼阻却、诉讼费用的交纳与负担等问题。     

诉讼调解中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规制

诉讼调解虽然具有程序简便，高效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价值，但因缺乏充分监督和制约的程序，易于被不诚信当事人用以牟取非法利益。诉讼调解中原、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案外人权利行为，实质上属诉讼欺诈侵权行为，既损害了案外人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强化司法审判职权，完善诉讼调解程序监督机制，从程序法、实体法上对恶意调解串通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恶意诉讼”立法规定与规制的技术及其原理——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合理性

鉴于民事诉讼形式理性的基本特征、法官裁判的基本准则以及诉讼模式的限制,域外对于"恶意诉讼"的立法规定,不仅普遍采用的是具体行为罗列式的立法规定技术,而且也多视角、多方位地设置了多层次、多种类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目前我国民事程序立法上把"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作为"恶意诉讼"成立必要条件的立法规定,以及简要、单一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设置,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也难以适应司法实践中规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     

日本法上的派生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派生诉讼的激励与约束制度安排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其目标是使该制度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发挥法律为经济服务的功能.日本的派生诉讼制度部分规定在实践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在对原告股东的限制要求、对善意原告的补偿和对恶意原告的惩罚、等待期限、请求机关的设计以及多重派生诉讼纳入法院受理范围等方面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构建有重要启示.     

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提升:泛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为进一步满足社会或人民群众对公正、效率的诉求,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按照民事诉讼运行的规律对现行制度进行调整,其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有:小额诉讼程序、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抑制及第三人撤销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扩大和充实检察监督、送达制度的完善、立案制度的修改等。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和完善需要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充分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否则,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只能是一种政治过程而已。     

对环境公益诉讼定义的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诉讼制度,以其宽泛的诉讼资格认定条件和显著的预防性等特征,在现代环境保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有定义为线索,简单谈了定义所涉及的公共信托理论、法律权利原则、实际损害原则等相关理论,从而试图对环境公益诉讼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     

诉讼欺诈侵财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诉讼欺诈侵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行为人主现恶意重，将诉讼欺诈侵财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范围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从实质分析和体系解释的立场出发，将诉讼欺诈侵财行为定性为诈骗罪，存在一系列不合理之处，在刑法中有必要增设法律条文对诉讼欺诈侵财行为进行调整．     

论检察视角下的虚假诉讼监督

随着社会群体法律意识的觉醒,民事诉讼已经成为公民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虚假诉讼却使诉讼——这一“正义化”象征蒙上了一层阴影.应当以分析虚假诉讼的定义、构成要件、特征、主要类型、成因、规制必要性为着眼点,以及从检察监督视角对虚假诉讼进行有效监督.     

从“伤害原则”看恶意诉讼的本质——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一般认为,民事纠纷的发生表明了当事人对利益状态的不满或对实体法效力的挑战和质疑,这构成了司法救济介入的逻辑前提。然而,权利的赋予与滥用往往如一对孪生兄弟。在权利得到彰显的时代,“伪纠纷”日益增多。近年来,恶意诉讼已经成为法治进程中正向构建与反向利用之间博弈的重大命题。这一方面对私益形成了滋扰和侵害,另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并使得司法权威受到了藐视。由于恶意诉讼对多种法益构成了伤害,因此,必须在对其本质做出清晰界定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规制。     

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机制探析

当前,关于如何认定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实体因素的理论已经相当成熟,而对与之相配套的诉讼机制的探讨并不充分,相关的细化措施也未得到广泛论证。故需要结合特定实体因素的认定,在解决如何防治恶意证券诉讼、证券法律法规是否应明确将公司本身列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怎样计算损失、如何针对内幕交易改造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等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构建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的预防机制、主体认定机制、损失计算机制和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