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

在我的从政生涯中,曾在重庆直辖前后两次担任市委宣传部长和分管宣传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在自己的任上对宣传南方局、弘扬红岩精神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个人也耳濡目染,从中受到极大的教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至今还在激励着我、教育着我。在那段时间里,我也积累了一些南方局领导包括孔原同志的业绩史料,至今被我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原南方局组织部长兼西南工委书记的孔原,是南方局的一位重要负责同志,然而他的事迹现在则鲜为人知。明年是孔原同志诞辰100周年,值此时刻,我愿将我近期的研究成果《孔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奉献…     

我父母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的岁月

我的父亲和生母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曾经在四川工作和战斗过，尽管自己当时很小，记事不多，但是把他们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整理一下，提供给写南方局党史的人们参考是我的义务。     

南方局历史是一座富矿

正我在任上的时候,曾经负责南方局的研究工作。我感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参加。1985年,正式开始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1990年6月,编纂出版了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     

卢光特回忆奉大巫起义的组织发动

正1944年,日本侵略者打到贵州独山,重庆危急。中共中央南方局估计,有可能出现日本占领四川或蒋介石妥协投降的局面。党必须做好领导人民就地抗日的准备。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张黎群通过钟鼎铭找到卢光特,要他赴渝商量此事。在重庆,卢光特向张黎群汇报了奉(节)大(大宁,即巫溪)巫(山)地区的地理和社会情况。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动员在渝党员和革命青年     

怀念在《新华日报》工作的日子

1942年秋,党组织把我从云阳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当校对,当时只有18岁。调我到《新华日报》工作时,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秘书于江震叮嘱我:到报社以后,除了当好校对外,还要利用报社的环境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党性。我按照于江震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在《新华日报》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在这期间,我亲自聆听过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提高了思想,增长了对党的认识。同时,生活在这个革命的集体里,对上下级和同志之间那种亲密无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情景,倍感温暖和鼓舞。由于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我于1943年底离开了报社到地方工作。光阴荏苒,尽管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我对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这段日子,对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和报社领导人章汉夫、潘梓年等同志的身影,对许多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十分鲜活,真是终生难忘啊!我从1938年入党时就订阅了重庆《新华日报》,从此它就成为了我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的教科书。在阅读《新华日报》时,常读到周恩来写的代论,说服力极强,非常喜爱,于是我就向引导我参加革命的指路人李唯请教,要求他告诉我关于周恩来的革命事迹。他对我说:“周恩来是我党的领导人,文武全才。他领导...     

皖南事变前后在红岩

我于1940年11月到达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红岩嘴。这时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已去延安,由孔原同志代理。 在红岩嘴,我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二楼,一楼是办事处的办公室,三楼房子很少,是机要科和电台。办事处主任是钱之光同志,我们名义上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做南方局的工作。     

三到红岩

1944年夏,我离开南方局机关,回到成都已经两年了。这两年中,我在四川大学接触了许多同学朋友,参加了几个学生社团,但我不能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更不能代表党去领导这些社团。全国解放后,有些同学朋友知道了我是延安去的共产党员,就要我证明他们当时是在我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还有的社团写他们的活动历史时,硬把我写成是发起人和台柱。这都是不准确的。在那两年里,我父亲参加了民盟,后来又参加了民建,民盟的领导人邓初民、马哲民,跟我父亲都是好朋友,他们要我加入民盟,我知道这是组织问题,我不能随便参加其他党派活动,只好婉言谢绝了。在这期间,我曾去一个川军将领家里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孩子学习数理课程,常听他们在打麻将时骂人,似乎是在骂中央军。组织上一直没有人来接关系,我一个幼稚的共产党员,到底该怎样开展工作?虽然参加了一些学生社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觉得心中无数。于是,我决定在暑假期间回一趟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和请示工作。我也没有得到小鹏同志的信,也没有事先通知,就这样突然回到了重庆。但是对怎样上红岩,我还是有点顾虑,怕在上山半途中被特务拦截。正发愁间,我猛然想起《新华日报》发行部就在城里七星岗。我就在傍晚去到发行部门口,当时人不多,...     

1998年12月9日胡乔木同志对南方局历史的谈话

南方局的这部分党史是很重要的。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事情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     

孔原与红岩精神

对于南方局历史，我当然不会陌生。在重庆时，我曾在任上主持了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南方局那段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历史早已铭刻于心，成了我人生中战胜困难、坚定信念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一生坚持理想的张黎群同志

张黎群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十分怀念他。尤其是常常想起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海灯法师用来比喻自己坚持信仰和保持晚节的。海灯法师的言行引发的感慨张黎群同志曾长期在四川工作,1966年初,从中共中央西南局调到绵阳担任地委书记。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委托他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山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下车伊始,便四出奔波,这期间认识了海灯法师。海灯是江油人,江油属绵阳地区。时隔20年之后,张黎群重游川北,特地去看望海灯。海灯时任江油市海灯武术馆馆长、观雾山极乐寺住持,已高龄八十有余。张黎群看到海灯精力…     

用生命守护理想和信念——读“南委事件”的感动

读着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地下工作的有关资料，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站起身来，踱出门外，努力平静起伏的心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南方局地下工作者们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历经万难，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     

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工作,三度担任地委书记,一次任成都市委书记.1941年10月,组织上决定派我到云南工作,任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2号.关于云南的建党建军等问题,周恩来在10月13、14、15日同我细谈了3次.其间,他特别谈到了滇军将领范石生将军,作了不少指示.临行前,邓颖超大姐亲手为我缝制了一条腰带.这条腰带是空心的,里面装满了党的活动经费,其中一部分是范将军被暗杀后南方局慰问范将军家属的抚恤金.我到昆明后,就将全部经费交给了省工委1号.     

在红岩村接受革命任务

<正>我的父亲李晨和母亲陈浩是北京人，他们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高中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先后去了云南，考入西南联大，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曾几次听他们讲起在南方局的工作经历。     

陈云:越是开放,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

正在我做陈云秘书期间,他除了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于是,他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我记得,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     

再到红岩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被重重封锁,直到1941年8、9月间,延安才有一辆军车获准开往重庆。这一车人由宋平同志领队,去重庆的多数人似乎都是病号,当然也有一些是调到国统区作地下工作的(后来我在成都搞学运时遇到过,但都装作相互不认识)。我是地地道道的病号,延安八路军门诊部的印度医生巴苏诊断,可能是患了肠结核,动手术要有X光论断才行,当时延安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我的视力急剧下降,头疼失眠,不能正常学习(当时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学数理化)。我需要治眼疾,配眼镜矫正视力,这在延安也办不到。经巴苏大夫建议,我不得不提出申请去国统区治病,得到中央组织部批准,宋平带的这支队伍里就有了我这个18岁的小兵。经过沿途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我们还是在9月中旬到达了重庆红岩。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南方局。在治病的一年里,我住在南方局机关。这是我治病的一年,也是我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年。与我同车来红岩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同班同学小毛,也是党员,她是调到南方局工作的。可是来重庆后检查身体,发现她患了肺结核。组织上考虑我俩住在南方局大楼不方便,便让我们住到刘老太太的小洋楼三层的阁楼上去,阁楼是里外间,我俩一人一间。这是以前周恩来副主席他们...     

胡康民重庆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下)

正举旗树帜,开拓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新局面胡康民是重庆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研究的重要举旗人,在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研究上有许多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始,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四川、重庆、云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联合开展史料征集和编纂工作。至90年代初,相继完成了以《中共中央南方     

密战英雄王梓木

正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担任过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秘书和南方局军事组及统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建国后曾任嫩江省和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他身有残疾,早年在西北做党的秘密工作时负伤失去一条腿,在齐齐哈尔工作时他拖着一条木制假腿走遍嫩江两岸……他叫王梓木。     

周恩来拜托的商人

我父亲郝焕章,是一个赶集做小买卖出身的商人。出于对进步的追求,40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毅然肩负起为南方局秘密经营金融贸易的重任。 箩筐的一头装商货另一头装着我和哥哥 我爷爷从小就在重庆码头     

南方局与红岩精神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战期间,从1939年以后中共中央设在重庆的代表机关,领导整个中国南部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在党中央领导下,南方局坚决贯彻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民族抗战的坚强堡垒,发挥了红岩精神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而且对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     

邓颖超的红岩情源

<正>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对于重庆的党史工作者,她更是令人尊敬和景仰的“大姐”。2003年,我被调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兼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