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如何进入司法判决

在我国,民意一直是司法裁判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无论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官(兼职法官,主业是行政官,俗称父母官)通过"衡情度理"来断案,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1〕还是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形成的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走群众路线"的"大众化司法",民意都曾经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存在。     

德沃金正确答案命题下的司法裁判结果确定性分析——兼论司法裁判结果的实质

司法裁判结果确定性与司法裁判活动维护正义的现实功能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因此对于司法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进行分析将有助于透视司法裁判各个主导因素的内在结构,从而更好的履行其维护正义的职能。但这一解构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些难以用具象标准来阐释的司法环节,如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此本文尝试以德沃金的正确答案命题为坐标,构筑一个更易于直观理解的分析体系。     

司法去地方化的难点与解决路径

司法的地方化又被称为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地方利益团体或党政机关的干预下从事司法活动,从而使得司法不能实现应具有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一种司法异化现象。国际社会已将司法独立作为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就其标准作出相应的规制。受制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以及现行制度,司法独立并未在我国真正实现,目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司法权地方化"的格局。司法权地方化的存在不但违背司法独立的原则,也不利于我国国家主权和法制的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推动司法改革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进一步阐明了司法去地方化的必要性。本文就我国司法权去地方化价值和难点进行了阐释,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以实现司法真正独立。     

中国司法建设三十年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经过三十年建设,基本形成了健全的司法制度,树立了科学的司法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司法建设的未来是现代司法、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司法三大元素合理配置的过程。未来中国的司法建设将以现代司法元素的扩张为主要方向,兼顾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司法两大元素中的优势,不断整合,最终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     

被害人权利救济视野下的传统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比较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对被害人的尊重和保护。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漠视了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应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模式。     

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

当前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相较"依靠群众"原则,"公民参与司法"这一表述更能体现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公民参与司法具有参与主体的外部性、参与客体的公共性以及参与程度的实质性等特点,并呈现出社会参与、专家参与、由参与审判到参与整个诉讼活动的发展趋势。其功能则体现为协助司法、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等方面。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都具有促进作用。推进公民参与司法应当注重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安排对公民参与司法重视不足,未来应当以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为基点,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领域全面推进公民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     

现代司法能动的完善——以传承司法能动传统为视角

中国司法能动性具有古老的历史,当代中国司法应当让这一优秀传统延续下去,本文以法之起源及司法能动性的传统为切入点,结合中国法传统,从让法官独立、使法官能动、树立法官的民本思想、建立有限的司法审查机制、提高民众素养几方面来浅谈让司法能动之源永恒流淌于中国司法实践之中的方略.     

革命传统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交锋及其深远影响——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司法大检讨

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司法大检讨,是两种不同司法理念的交锋,一种是以工农干部为代表的革命传统之司法理念,一种是以白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司法理念。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思想理念、理论的提出,更有行为与制度的实践。两种司法理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问题上,即几审终审更合理、司法是否应独立、司法干部是否以专业能力为必备条件等。这对当今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也有所借鉴和帮助。     

被害人权利救济视野下的传统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比较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对被害人的尊重和保护。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漠视了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应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模式。     

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的发展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司法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宗旨,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司法哲学和人权司法保障体系。70年来,中国司法在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民事司法领域中,中国司法成为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中发挥了"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在行政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十八大以来,围绕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中国司法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责任制"为基本内核现代司法制度体系,有效提升了中国司法在人权保障和人权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中国的司法改革既应借鉴域外成功经验,同时又必须保持足够的独特性,应当在合理借鉴和扬弃继承、遵循司法规律和保持自身特色之间取得平衡。但问题是如何识别司法的规律和司法的特色。识别司法规律、识别可传承的优良司法传统和打造自身的司法特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困难的事情。     

司法和谐界说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司法和谐问题成为法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对于司法和谐的内涵,很多学者发表论文进行了界定,但尚未达成共识。司法和谐既包括过程的和谐,也包括结果的和谐,以后者为主。司法实践中衡量和判断司法和谐与否的三个标准是司法过程是否和谐、结案方式是否和谐以及处理结果是否和谐。这三个判断标准的总结和归纳不但对于理解司法和谐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研究司法和谐政策的运行,以及该政策对于法官司法行为的影响都有重要作用。     

以司法认同标准为摹本:探寻司法权威认同之路

司法权威能否被认同的关键是司法活动是否合乎社会公众的一般价值追求,司法的正当性和裁判的正义性是"被认同的权威"的价值基础。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一般评价、司法裁判的信服力和执行力成为考量司法权威是否被认同的标准。当前司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司法要取得高度的社会认同,就要与社会通行的价值一致,司法主体、过程、裁判结果被认同是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     

论息讼及其司法选择

息讼是古老中国特有的司法文化传统,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司法资源难以供应诉讼爆炸的今天,息讼的应用价值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瓶颈的有效途径;认识把握息讼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司法价值并将其有机转化,对应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实践是检验司法证明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与何家弘教授商榷

司法证明的真理性属于实践标准检验范围。包括案件真实在内的非规律性认识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真理”范畴 ,离不开实践标准的检验 ;另一方面 ,尽管司法证明是一种逆向思维 ,但不能因此否定实践标准对它的检验作用。否定实践标准在检验司法证明真理性方面的作用 ,将使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不具有确定性。     

我国抢劫罪死刑司法控制研究

抢劫罪死刑适用数量在我国死刑适用中占很大比例,在限制死刑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在刑事司法中对抢劫罪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问题进行探讨,应当以主要客体堤否受到侵害及其侵害程度为基本标准来确定是否适用死刑,合理利用刑事和解在抢劫罪死刑适用中的控制作用,在共同犯罪中按照"一命抵一命"的基本原则确定判处死刑的人数,并倡导以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和程序用尽原则等来考量抢劫罪的死刑适用.这样才能实现对抢劫罪司法控制的目的.     

当代中国比较法的司法应用

通过分析当代中国司法过程中应用比较法素材的具体数量、分布等数据,可以展示出司法推理过程中运用比较法的具体方式和机理,以及比较法素材通过法律解释的过程以"法理"形式进入司法的过程。以英美法"禁止反言"的司法应用为例加以探讨,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司法对比较法的应用隐藏在立法中心主义的深潭之中,但却体现了司法在全球化时代的平衡和革新功能。     

司法权与司法能动——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发展与启示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及联邦制精神下,联邦司法机构得否逾越其就人民权利内容与实施条件等确认之被动性角色,与司法权是否受有立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牵制的职能分责,特别是对立法机构所通过之法律条文是否具备司法审查与违宪审查权,以及能否以该司法审查与违宪审查权就行政机构之措施行为进行干预,成为美国宪政发展与研究美国宪法立宪真意之争论焦点。其中由司法至上或司法优位的支持者所形成“司法能动主义”成为该主张最为著名与有力之论述。然而,未如美国具备此政治传统的我国中国大陆地区（以下简称“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是否便于援引司法能动主义作为司法机构积极介入人民权利实现或彰显司法权存在的积极性,除了有必要对司法能动主义一词之源生定义上进行商榷,也需要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致力司法机构及司法权与涉及人民权利保障之具体化二者之间的主动性及积极性作为觅得更加适宜诠释之词。为此,本文针对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起源与不断转变之定义的内涵,将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卡西案提出检视是否遵循先例的四项原则所标志美国判例法具备的特征,结合归纳自美国司法裁判过程主要考虑的五项要素,就其关系进行相互整合,尝试建立起一简洁而易于明了的分析框架模型,以为展示美国司法实务界与司法能动主义之间的结构关系。     

现代司法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商谈论之司法观

根据哈贝马斯,司法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一种法律的适用,如何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在论证,从而同时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的典型理论包括解释学、实在论、实证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论提出了较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其缺乏对话层面的考虑,而不可避免陷入独白化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将商谈论引入以解决司法判决的合理性问题。哈贝马斯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对传统的司法理论具有颠覆性。虽然这种理论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份,但对解决当代社会的司法问题,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视角。     

首届司法学论坛观点综述

一、司法学论坛概述2014年12月7至8日,由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司法学论坛暨‘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作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举办的首届司法学论坛,该次研讨会以司法改革、司法管理和司法传统为主题,不仅涵盖了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探讨,而且关注了实务界关于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最新实践探索。其目的是以司法学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