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胡适诗论的艺术思维比较——新诗发展第一、二阶段的基本特征论

我国新诗发轫于1917年。“五四”前后的新诗人,在新诗发展方面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完成了两项历史使命:1、在理论上阐明了用白话作诗的必要,并提出了作白话诗的具体主张;2、在实践上创作了一批白话新诗,使新诗取代了旧诗,在中国诗坛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新诗运动先驱者并未全部完成革新诗体的任务。正如周作人在1921年所说的那样,“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地     

从保守的文体改良到极端的文体革命——新诗革命的演变轨迹及特点

新诗文体的初步形成主要经历了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20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两大阶段.诗界革命是保守的文体改良运动,以增加"新名词"为汉诗改良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动摇汉诗的根基,文体变革的力度太小,基本上没有对汉诗的诗句、诗节、诗段及诗律进行变革.白话诗运动又太激进,对已有的古代汉诗诗体进行了全面的颠覆,不仅改变了汉诗的语言、文体和内容,甚至写诗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变,是一次超过了汉诗承受能力的文体大变革."诗界革命"的保守和"白话诗运动"的极端都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诗歌生态决定的.新诗出生时的先天不良造成了后天成长的艰难,特别是百年间新诗文体建设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早期的文体变革有关.     

论初期白话诗遭遇的创作困境

初期白话诗是中国新诗的起点，但是创作成就有限。初期白话诗的产生不是因为诗人内心自发的创作热情，而是为了满足文学革命的需要。初期白话诗人在人格和气质上多不属于诗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担起创造新诗的重任。同时，资源的贫乏、没有建设性的创作纲领、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所有这些共同困扰着初期白话诗的创作。     

“白话”特性与“格律”建设——论新月派格律探索中的语言问题

新诗音韵美的建设是新诗发展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对新月派的新诗格律化的探索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格律理论主张的提出,还是格律实践,无论是对于西文诗格律形式的借鉴,还是处理音韵和意蕴的关系,白话语言特性都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可见新诗的格律建设必须建立在对于白话语言特性的分析和研究基础上。这一结论的揭示对于认识新诗的发展规律和动向具有重要意义。     

“文”与中国古典“新诗”派的价值取向

现代古典诗派是介乎新旧之间的诗人群落。他们不乏自己的"新诗"愿景,但这种愿景深受古典"文"传统的制约:以"音节"为文体规训,追求"新诗"的普遍形式;以"文字型文学"为标准,批评"语言型文学"白话新诗等,并由此形成了其强烈的文化本位观念、强固的"中文"意识以及诗学排外心理。"文"传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打开传统门窗的同时,也阻塞了通往未来的道路。新诗建构需要一次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新综合。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新诗体式的演变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的文学形态除了凭藉语言外别无长物。新诗的语言经历了口语化、诗化和散文化的变迁,新诗的体式也经过了白话体、格律体、自由体的演变。通过探讨新诗体式的演变与诗歌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诗歌语言的诗化与非诗化是导致诗歌体式产生演变的重要原因。     

论“革命文学”扩张的大众化立场与路径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目标是要通过启蒙而建构"国民"主体,它所践行的"文艺大众化",实现了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继起的"革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有着与"五四"时代不同的价值理想。在无产阶级利益本位的影响之下,革命文艺大众化进行了一次话语载体的拓展旅程。面对"五四"文学话语的知识分子化和"新文言"的现实,革命文学大众化进行了白话的"二次革命",将知识分子的白话转换为底层的日常白话;面对民众普遍文盲的现实,将文字从书面语向口语拓展;将传统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转向口语文学和说唱等综合表演艺术,将文学拓展为文艺;最终,在大众文艺运动中将文学泛化为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     

论词体声律学的建构及其意义

词体声律既受词乐的制约、包含音律的映射,又继承、发展了诗文格律而富于汉语言的内在音乐性。词体声律学即有关词体声律的学问或学科,包括词乐、词调、词律、词韵、词唱法研究等版块。与词律、格律、声调等习用概念相比,词体声律更符合词体体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更符合词体发展的历史轨迹。词体声律学的建构,具有修正词体学理论体系,统合词体研究文献,推动词学研究回归文本、面向当代等多方面意义。     

人权概念的正当性何在?——康德伦理学对人权概念(以生命权为例)之奠基性意义

无论是人权概念的先验式还是经验式推定,它们所依赖的"人"这一概念都是近代以来的"自然人"———不凭借信仰和神性来支持生命意义的人。正是在一个韦伯所说的"脱魅"之后的世界中,康德论证了人本身的独立和绝对价值,从而为人权概念奠定了根基。以康德的论证来看待现代社会对生命权———死刑、堕胎和安乐死———的争论,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理解。     

寂寞诗坛的呐喊——评吴奔星《中国现代诗人论》

人们一向说中国是个诗国,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然而,近几年来新诗创作却格外受到冷遇,写新诗的人感到迷惘和困惑,诗坛相对地寂寞了。这是令人气闷的。且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曾经起过开路先锋的作用,即以新时期的文学复兴而论,也是以“四五”诗歌运动为起点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诗歌创作的这种比较沉闷局面呢?原因固然复杂,用一句话也许难以讲清。但有一点却值得提出:那就是评论界学术界对新诗的重视不     

临歧折杨柳 莫道无知音——加里·斯奈德诗歌《别克洛德·达仑堡》与中国古典送别诗比较

本文通过对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的诗歌《别克洛德·达仑堡》与中国古典送别诗的比较,揭示了《别克洛德·达仑堡》中显著的中国古典送别诗特点,并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这些特点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

邓汉仪认为诗歌应"追国雅而绍诗史",所以他重视记载时变过程,反映一代兴亡之感,关注民生、民瘼的作品.这既是对传统诗学"诗史"观的继承,又是对国雅本质的回归.邓汉仪还以鲜明的历史意识为诗歌选本张目,借助诗歌总集《诗观》的编纂,以求"成一代之伟观",使选本具有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这是对诗史观的发展.作为康熙前期诗坛旗手,其诗史观对矫正清初世俗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试论皎然诗学对权德舆诗论及诗作的影响

皎然诗学理论对权德舆的诗学主张及创作的影响要从两方面看 :权氏承继了皎然诗学的儒家诗教观、“取境”说、“诗家之中道”,但在“齐梁诗”的创作上却背离了皎然的主张 ,从而在贞元后期掀起了齐梁诗风的逆流。可以说皎然诗学在中唐前期从韩孟诗派和权德舆文学集团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中唐诗坛     

1950年以来韩国唐诗研究之动向

韩国自1950年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渐趋重视，出现了相当均衡的研究景象，取得了显进步。截止到2000年，韩国已发表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专和注释本约有1500余种，其中唐诗研究的成果达700余种，约占整个成果的一半。但韩国人研究中国学很有可能只停留在“模拟”阶段。     

论南朝社会思潮与宫体诗的产生

梁朝后期出现的宫体诗,与南朝以来的新变思潮、社会流行的重色风气和梁代的好文之风密不可分.受新变思潮的影响,宫体诗在题材上大胆描写女性,并以此寄托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追求.社会上流行的重色风气则对宫体诗抒情模式的形成有潜在的影响,因此宫体诗表达了一定审美规范下的程式化感情.同时梁朝兴起的好文之风,与现实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有利于文学集团的形成.此外受萧梁君主审美趣味的影响,文坛上以俗为胜,使得宫体诗具有世俗化的一面.     

论隋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

南北诗风的融合是南北朝诗歌向唐代诗歌发展的总趋势 ,而隋诗则是该阶段的重要一环。隋前期北方诗人的崛起 ,使得南北朝以来北方诗歌首次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时的诗歌创作在刚健厚重中融入了南方诗歌的精巧流丽。隋后期由于大批南人北上 ,因而出现了南朝诗风的复归。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在保持浮靡清丽本色的同时也融入了北方诗歌的阔大沉厚。“北人学南”、“南人学北”,正是这种双向交流 ,推动着诗歌朝着南北诗风融合的方向发展     

试论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

南宋李壁笺注的<王荆文公诗注>是宋代重要的一部诗歌笺注本.李壁在<文选>式的传统笺释方法基础上,发展了前代的注释之学,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以史证诗,借注王诗以显史;探求诗歌旨意;从文学角度来评论诗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这对后代诗歌笺释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缘情”的追求与困境：论陆机的抒情诗

陆机在诗歌创作中追求情感的表现,而后人却认为其诗"不见情性".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在于:陆机诗虽然注重情感抒发,但由于其精神情感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而这种矛盾意义虽然不大,却难以抒写传达,从而导致陆机诗歌情感内容偏于浅淡的弱点.同时陆机"立象以尽意"的以理性分析见长的诗歌观念和"意在笔先"的创作方式,也在客观上削弱了诗歌情感内容的动人力量.     

从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看诗的可译性

诗是否可译,争论由来已久。不少中外学者都提出过不同观点。无论从"传神达意"还是从"形式音韵"看诗的翻译的确很艰难。然而,诗并非不能翻译。通过对优秀译诗赏析,从诗的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辩证统一的角度,我们对诗的可译性问题可以出"诗难译,但可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