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圈套

警察圈套是各国刑事诉讼中大量使用的侦察手段,而我国刑事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本文探讨了警察圈套的合法性及构成要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警察圈套的抗辩及抗辩成立后诱使者的相应责任,以求对认识警察圈套有所帮助.     

技术侦察的法制化

法治国家普遍对技术侦察的实施条件和对象加以严格限制。技术侦察的对象局限于罪行严重或影响恶劣的犯罪嫌疑人,遵循＂重罪原则＂,实施技术侦察的条件要求符合＂最后手段原则＂、＂相称性原则＂;技术侦察的应用一般要求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其审批、实施有严格要求,对技术侦察所获证据材料的使用加以严格规定,既制约国家公权力,又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对技术侦察的非法、歪曲使用和滥用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提供权利救济保障。我国的技术侦察需要严格的法制化,一方面要赋予技术侦察合法的依据,为技术侦察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要对技术侦察实施有效的监督,保障其不被非法、歪曲使用和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实现技术侦察的法制化,需要符合公法比例原则,遵循程序正义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监督机制和当事人救济制度。     

浅议技术侦察措施取证

技术侦察措施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使用的一项专门措施。随着犯罪形势的日愈严峻,技术侦察措施在刑事侦查中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对于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取得证据的合法性,以及技术侦察取证的程序方法、注意事项等问题,却没有明确统一的学术观点,在侦查实践中也因地域和部门的不同而各行其道。     

技术侦察若干问题探讨

技术侦察是侦破一些隐蔽性较强的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其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形象生动、客观真实的优越性;同时,技术侦察手段并不必然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因此技术侦察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对技术侦察的制约主要应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侦察只能在严重犯罪案件侦查中适用,二是技术侦察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采用,三是实施对象必须是犯罪嫌疑人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人员,四是实施技术侦察必须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在侦查活动中,技术侦查的实施方法可以是:监控有关场所和设备以获取视听资料、欲擒故纵或引蛇出动以动态取证、配合诱惑侦查等手段现场取证等。     

简论侦察主体的权力

刑事侦察主体(简称侦察主体)是指依法行使侦察权的组织和个人,包括我国各级刑事侦察机构及从事刑事侦察实践活动并拥有刑事侦察权的侦察人员。为了保证侦察主体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国家法律严格规定了其拥有的权力。凡是法律规定侦察主体应该运用的措施、手段以及要求公民在刑事侦察过程中必须接受和服从的行为,都是侦察主体的     

技术侦察在毒品案件侦查中的运用及完善

技术侦察是指司法机关借助现代技术和设备,审查犯罪嫌疑人、获取犯罪证据的一种专门侦查手段。毒品案件特殊性强,技术侦察手段的运用给侦查破案工作带来显著成效。但技术侦察运用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我们应当从立法体例、内容、证据效力等方面加以完善。     

刑事技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理解“现场勘查”概念，确保勘查质量。“现场勘查”是侦察人员依据刑诉法的规定，运用刑事调查和刑事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时间、场所和人、物、事进行的现场调查、勘验检查、现场记录和现场搜索等侦察活动，是一种综合性侦察措施。现场勘查具有如下特性：一是现场勘查是侦察人员的职责。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现场勘查应当由侦察人员或在侦察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查人员的组成有：现场指挥员、技术员（含法医）、侦察员。二是现场勘查是刑事技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技术包括现场勘查和技术检验两大部分。通过现…     

试论侦察谋略的应用

一、刑事侦察谋略的应用原则 我们是人民的公安机关,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运用侦察谋略的目的,在于揭露和打击犯罪。因此,在设计和运用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指侦察谋略的设计和运用必     

技术侦察手段的合理使用

技术侦察对于提高控制犯罪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使用不当容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为了保障人权和依法正当使用技术侦察手段，必须运用法律对技术侦察的使用加以控制。我国应以相关立法明确技术侦察的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严格技术侦察的使用条件，科学设计技术侦察的启动和实施程序，明确技术侦察结果的法律效力，赋予被侦查人充分救济的权利。     

对秘密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秘密侦查是打击刑事犯罪不可缺少的手段 ,但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和侦察概念相混淆 ,出现了侦察、技术侦查、技术侦察等众多非规范术语。文章在澄清上述概念的基础上 ,探讨了秘密侦查的法治化问题 ,并提出立法建议。     

论处罚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的困境及对策

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有别于我国刑法中的传统犯罪,现行刑法对其适用存在空白地带,给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活动带来了司法困境,为此我国亟需加大侦查力度,完善刑法规定及刑事诉讼和证据规则,改善电子商务的运营环境,从而有效发挥刑法对电子商务犯罪的规制效用.     

《刑法》第356条之法律性质与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对毒品犯罪的相关规定,刑法理论界对该条的性质是毒品再犯还是特殊累犯持有不同看法,导致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困惑。从立法意图、法律条文的表述以及该条文在刑法典中的位置来看,认为其是"法定的再犯"更为合理。对该条在数罪并罚情形中以及与《刑法》第65条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法律,应该分析具体情况,适用不同法条。     

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探究

我国1997年刑法第191条和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逐步确立和完善了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法规定,这是刑事立法上的进步,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过于狭窄,根据国际上关于洗钱罪立法的发展趋势,应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完善刑法第191条洗钱罪。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运行模式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一项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监护和儿童特别保护的特殊理念.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也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各地的探索也因实施条件、方法等因素不同而使得实践结果呈现出多种模式 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多样性,有必要在对比各种模式做法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法律规制思路与立法构想.     

入世后中国刑法的调整与更新

为适应入世的要求,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法律的刑法,也必须要从基本的价值理念到具体的制度,作一个全面的调整与变革。具体地说,在价值取向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成为刑法的优先选择价值。在刑事政策上,正确处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关系,科学划定犯罪圈;更新刑事处罚理念;以行刑社会化为指导,重构行刑模式。此外,在犯罪主体、犯罪类型及刑法条文结构等方面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犯罪指向数额的价值分析

刑法关于犯罪数额的规定较为复杂,不同罪名中数额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同,不同种类的数额在定罪量刑上的意义也有所差异。行为人的犯罪指向数额与犯罪实际数额时常发生冲突,事实证明一概将犯罪实际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不免有失公允,有必要对犯罪指向数额的价值予以关注,并恰当应用到司法实践当中,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落到实处。     

试论证券犯罪的犯罪形态

证券犯罪的犯罪形态，是指在证券犯罪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所呈现出的静止状态．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包括犯罪的预备、来遂、中止与既遂形态。在证券犯罪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刑法对大多数构成证券犯罪的行为均要求具备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是犯罪．对于这类犯罪．行为首先是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一旦实施这样的禁止性行为就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相应的处罚所以．在这类证券犯罪中不应包括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形态。     

中法洗钱罪比较研究

中国刑法与法国刑法在洗钱罪的构成要件、上游犯罪范围以及对洗钱罪的预防与刑事制裁上各有特色。法国关于洗钱罪宽泛的上游犯罪的范围、刑罚个别化以及重视预防的规定都值得中国借鉴。但是,法国刑法对洗钱罪既遂与未遂同罚的规定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国刑法关于既遂与未遂区别对待的方式则是适当的。中国《反洗钱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对于洗钱罪的刑事对策开始由重打击向重预防的转变,并正在与国际接轨。     

从"佘祥林"案反思刑事赔偿制度之缺陷

"佘祥林"案暴露了我国刑事侦查、审判及国家赔偿程序中的诸多问题.从赔偿法角度考察,该案反映了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确认"前置程序、赔偿标准、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等规定方面的不足.我们应反思现行刑事赔偿制度之缺陷,全面革新"确认"前置程序、提高赔偿标准、重置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以期更好的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论犯罪圈扩张的正当性--以晚近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为基础的分析

犯罪化与犯罪圈不是等同的概念。犯罪圈的扩张说明犯罪化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犯罪圈的扩张是刑法结构转变的必然要求,是劳动教养退出历史舞台后弥补处罚漏洞的必要举措,符合强化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客观需要,是刑法获得国民认同、提升民众规范意识的必要途径。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之后,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犯罪入罪门槛的提高,是对我国犯罪圈扩张趋势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