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本文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是推崇贸易限制,它的实现有赖于国会立法者谋求连任或竞选成功的利益目标,公众与国会二者之间利益互动的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中关系特殊,这使国会可以借助快车道授权控制政府贸易权力,政府则须考虑国会的贸易倾向,最终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亦是如此。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逆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参与的"对等贸易"为理念,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具有贸易保护手段更为直接、更为立体、对华贸易态度更为强硬、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目标四个鲜明特征。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它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更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应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现实有效工具。     

府会关系视野下的美国反倾销政策变迁

美国白宫与国会的互动关系是观察美国反倾销政策变化的重要视角。一般而言,"分裂政府"的反倾销政策比"一致政府"的反倾销政策更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在"分裂政府"的府会关系模式下,执掌白宫的党派常会被主导国会的另一党派施压,政党理念让位于府会斗争,反倾销政策主要受府会斗争影响。在"一致政府"的府会关系模式下,政党理念会超越府会斗争,反倾销政策主要受政党理念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共和党主导的"一致政府"相比,民主党主导的"一致政府"的贸易政策更具有保护主义特性,对反倾销政策的执行会诉诸更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

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贯穿美国贸易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党派政治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也会随着其所代表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鼓吹贸易保护,而共和党则从贸易保护主义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调整及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固有立场有所松动,从而使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

本文从商人集团与国家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做出尝试性的解释。文章认为,美国立国后,通过国会立法、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国家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在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同步。国家与商人之间的长期合作,推动了具备增长潜力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确立,这是确保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墙还是梯子?——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

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不仅反映出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且也折射出美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美国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其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价值观强调自由化与市场化,美国在此基础上推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及收入分配恶化的内部情形下,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逐渐兴起。逆全球化思潮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全球化的受损者和受益者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政策,包括移民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展开了争论和博弈。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选择体现出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经济上的本土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新孤立主义的特征。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付出较小代价的政策的结果。     

编后

美国是世界各国中游说最盛行的国家,国内游说常常对国会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外来游说未必如此。李庆四先生在对以色列和土耳其在美国国会中的游说活动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外来游说在美国国会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其影响的大小取决于美国战略利益;尽管游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不能把改善对美关系寄托在对其国会的游说上。邵育群和魏红霞的文章分别讨论了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以及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和拉美地区出现的反美主义情绪。邵育群认为,美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漠视、怀疑到重视的过程;与上合组织积极接触、…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70年代以来 ,因受年度性双赤字困扰及美国产业向后工业化过渡 ,美国贸易政策理念在国内产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发生了变化 ,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走向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 80年代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日半导体和美欧商用航空器争端这两个案例说明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介入可以改变战略性博弈的结果。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利润转移 ,而且可以创造“外部经济” ,从而增加国家经济福利。 90年代 ,克林顿政府以战略性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 ,实行“出口能动主义”战略。尽管未能消除贸易赤字 ,但美国出口能力大幅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恢复国际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美国对海底权利的诉求与国内利益的平衡——以海底界限的争论为中心(1969～1972)

美国海底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利益的平衡.本文从政府部门间、利益集团闻及部门机构与利益集团闻相互博弈的角度,对影响美国海洋政策转向的因素进行探讨.文章认为,1945年<杜鲁门公告>是美国首次海底权利声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关于是否扩展大陆架权利的争论.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宽狭大陆架界限的分歧到利益集团关于经济利益与军事利益的争论,其中的分歧或趋同主导了尼克松政府在海底界限问题上的两次政策转向.最终美国将海底问题交由联合国,回归国际海洋体系.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部门、集团利益在美国海洋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