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防卫权的理性评判

与1979年刑法典对正当防卫的规定相比,1997年刑法典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在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的问题,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改变了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格局.但伴随着新规定的产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不仅有助于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更有助于司法适用.     

为“行凶”辩护——刑法第20条第3款“行凶”语义的逻辑与价值

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明确了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凶"可实施特殊防卫。多数学者认为此系立法的重大技术性失误,但透视"行凶"的语义逻辑与价值,可知该款所规定之"行凶"仍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故不宜废除。     

美国刑法防卫人身的成立要件及启示——基于50个州刑事立法的考察

我国刑法将防卫人身与防卫财产规定于同一条款,司法实践也未发展出区分防卫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的裁判规则。美国刑法中,防卫人身是防卫抗辩体系中基础、核心的类型,其又分为自我防卫和为他人防卫。自我防卫人身成立要件包括非法武力的存在、使用武力的时间、使用武力的限度、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理)相信的心理。为他人防卫的与自我防卫成立要件相似,其特殊点在于"他人"的范围和第三人客观的防卫权。美国刑事立法中正当防卫的类型化、偏主观的认定进路、防卫权本位的观念值得我国部分借鉴。     

无限防卫的不合理性探析

无限防卫是1997年新刑法在正当防卫制度中的一项规定,这一规定的合理性一度引起理论界、司法界的争议。笔者认为,无限防卫制度的推行实际上与防卫权的发展趋势相悖,造成公力援救与私力救济的冲突,国家刑罚权与个体防卫权的冲突,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冲突,维护防卫人利益与保护不法侵害人人权的冲突。透过这些冲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     

后劳教时代轻罪立法的基础理论问题探究

随着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废止,我们国家步入"后劳教时代",原先由劳动教养规制的社会危害行为如何进行符合现实国情的规制,是摆在我国理论界、实务界的一个突出问题。刑法修正案(八)、(九)将部分劳动教养规制的行为经犯罪化(如扒窃、多次盗窃、多次敲诈勒索)后纳入刑法的调整,至于其他的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理论界提出了"轻罪化"的处理模式:引入犯罪分层理论,将犯罪依照严重程度不同分为轻罪和重罪,继而将劳动教养法律规定所处罚的社会危害行为纳入轻罪的范畴,构建轻罪法,并设定不同的处置制度、程序,实现刑罚制裁的一体化。然而,理论界虽对轻罪、轻罪立法的研究已颇多,研究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对轻罪的基本概念、属性、种类、范围的研究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并且诸多观点是在现行刑法的制度框架内提出,因而仍有待深入,以域外的立法经验作为考量,厘清轻罪的这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从而为轻罪立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论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前科消灭制度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有利于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规定该制度.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在刑法中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刑事前科消灭制度.     

特殊防卫之适用

国家为了达到对防卫人真实有效的保护,法律赋予公民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但是由于规定得过于宽泛,在实用中不好掌握,也让这一制度没有发挥其效用。随后在1997年刑法修改的时候,立法者便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丰富,增加了第三款的内容,也就是现行刑法中称之"特殊防卫"的制度,但是由于增加的这一内容在文义表达上不够清楚,而学者对于其内涵的理解也有分歧,所以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束之高阁,而要打破这样一种局面就需要了解该制度的含义及特征和适用条件,从而物尽其用,实现该制度设立之目的。     

论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废止及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构建

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置是基于兼顾司法成本与效率的考虑,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并未发挥立法的预期作用,因而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完善论与废止论两种不同观点。完善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不论是从立法理由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还是从"破窗理论"来看,特别自首制度都不应继续存在。当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被彻底废止之后,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相对于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而言存在诸多优势,它能够更好地解决贿赂案件办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浅析“矜老恤幼”传统在我国刑法中的价值——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对象

"矜老恤幼"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矜恤"思想认为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老幼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在刑事处罚上主张对老幼给予更多的关爱,并上升到刑事立法层面。《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就是"矜老恤幼"传统在我国刑法中最直接的体现。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金融诈骗活动之一,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为了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我国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了集资诈骗罪,但是由于其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使得现实生活中很难准确界定集资诈骗罪,由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笔者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非法集资"的含义以及"诈骗数额"的认定标准等几个方面对集资诈骗罪进行完善。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文章采取了比较分析、逻辑分析、语义分析等方法,在整个文章中吴英案贯穿始终,通过借助实际案例更加深入地对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漏洞进行查找,然后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     

《立法法》中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规定的贯彻问题——以《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为基础的分析

《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和一般立法程序。《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正案的形式对1997年《刑法》作出的修改和补充,其中刑法总则性规定的修改中涉及剥夺重大权益的内容违反《立法法》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的规定;刑法内容修改中存在违反《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权限的现象;刑法修改的内容中存在违反《立法法》关于立法程序规定的现象。有必要采取《立法法》修正案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刑法等基本法律的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做出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化、操作性更强的规定。     

浅析正当防卫的特征

<正>当防卫从习俗到习惯再到法律,从防卫本能到防卫权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演变至今,普遍规定在各国刑事法律中,且备受关注和热议。试图从正当防卫的实质特征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浅析正当防卫的基本特征。     

有关污染环境罪的法律思考——兼论《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修改,将犯罪客体界定为环境权和自然环境本身体现出立法价值取向的变化,有关犯罪客观方面的规定更加科学合理,主观罪过形式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应具体把握。     

刑法特别规定的正确适用与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特别规定数量可观,但书的特别规定、法条竞合中的特别规定、法律拟制中的特别规定、注意性条款中的特别规定是其存在的四种类型。在现有的立法之下,正确适用特别规定需结合相关条款以及刑法的相关原理,综合考察衡量。避免含糊不清的、不明确的特别规定、摒弃无意义的注意性规定,是刑法明确性原则在此问题上的要求。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论行贿罪的犯罪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行贿罪规定了明确的犯罪目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未把"谋取正当利益"纳入刑法惩处的范围,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合理性:不利于处理受贿罪的关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1979年刑法典颁布四十年我国防卫意图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前瞻

对防卫意图的研究从最初的防卫意图性质研究再到后来其衍生的偶然防卫、偶然防卫与打击错误结合的研究,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都在持续进行着。围绕着防卫认识与防卫目的是否有必要存在、偶然防卫等方面展开的讨论,以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以及1997年刑法修正为时间节点,防卫意图研究的四十年发展状况可分为1979—1996年、1997—2019年两个时期。通过回顾以往四十年我国防卫意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状况来研究未来防卫意图的发展趋势,在"偶然防卫"的合法性、防卫意图与其他正当防卫要件的关系问题以及偶然防卫与打击错误的结合等方面可进一步推进我国防卫意图的研究。     

论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并结合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内容的规定,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看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

以城市房屋拆迁的性质分析为起点,不难发现城市房屋拆迁实质是一种行政征收.国家行使征收权必须具备:公共利益的目的、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公正的补偿这三个法律要件;以"重庆钉子户"事件法律分析为核心,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立法不完善和制度设计不合理.突出表现为:欠缺公共利益决断机制、程序不当、补偿原则不明确、救济途径不畅.     

“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规定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缺乏对"军警人员抢劫"的规定和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配置刑罚过重两个缺陷。改进其立法缺陷,可以采取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两条法律救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