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务决策与农村社会稳定——以衢州市“村务民主决策五步法”为例

村务民主决策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吸引村民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满足其政治参与热情、培育理性的村民群体。衢州市衢江区在实践中创新了村务民主决策五步法,保障了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实现,成为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效机制。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我国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运行困境及对策建议——基于11省700名乡镇纪委书记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作为加强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村务监督委员会目前仍然处于"重设立,轻建设"阶段,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监督力量整合不够、制度体系不完备、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经费紧张、政府支持不足等诸多困境。为更好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效益,需进一步深化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认识,理顺政府各部门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关系,健全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保障,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素质。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的最广泛实践。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村民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更是一种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在规范村民选举行为,推动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推动农村决策科学民主;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治理创新优化;确保村务信息公开,推动农村监督规范完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改变村民的政治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贿选"、监督乏力、决策不民主、村务公开不到位、"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不够和谐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制度特别是操作性和保障性制度机制供给不足,利益多元化特别是"三元"利益博弈激烈,以及背离现代民主理念的传统习惯、文化风俗和家族观念厚重等。完善和发展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必须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通过建立健全村民公民意识培育机制、科学界定乡村权力边界、划分"两委"职能、推进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立法等制度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政治文化与西北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以甘肃省D乡为例

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调查研究甘肃省D乡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角色认知,发现西北欠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对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支撑较为薄弱;在分析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滞后性成因基础上,提出通过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增加农民收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实施机制等措施来有效保障该地区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     

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双重困境与改革突破

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环节关系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进程,是维护农村广大村民利益的天然屏障。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民主监督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表现为监督机构的虚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监督效用的弱化。基于这一逻辑,未来突破民主监督困境的路径在于:一方面从实化监督机构入手,推进村民和村民代表监督、村务监督机构的监督、党组织监督和上级政府绩效监督;另一方面从强化监督效用入手,推进村民信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     

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村民自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为解决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供给而作出的制度安排。近十多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参与了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自治组织兼政务、村务于一身,决策与服务存在独立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等,不少村民自治组织不愿意与村民同心共事,更乐意与乡镇权力“合谋”,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不过,村民自治制度仍不失为村庄治理方面比较好的制度设计,只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它,该制度就肯定能发挥其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潜力。     

村民监督委员会: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新机制

当前农村干部腐败现象折射出农村基层权力架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是村级权力监督的重大制度创新,它是合理构建村级事务的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比较完整的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与监督体系。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增强村民监督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力的能力,可以考虑县镇纪委对村民监督委员会实行垂直领导。     

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

本文分析了农村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问题。文章认为,当前村民自治中民主监督不力的原因主要是监督主体制约权力的能力软弱;民主监督的信息不够灵敏和真实;民主监督的渠道不够畅通;民主监督的机构不够强力;民主监督的意识还不够强。并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净化村务之外的社会管理环境、重大村务界定及决策程序尽可能规范、建立适合村民实行民主监督的硬约束制度、培育健康的村民自治观念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的措施。     

大学生村官: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力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点和难点工作在农村.大学生村官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具有明显的角色承载的合理性,大学生村官通过与村民情感发生共鸣,增强村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运用群众语言,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整合人力资源,创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队伍,依托新型载体,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渠道,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亲和力等优化路径,促进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地方政府政绩观扭曲的制度分析

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各级地方政府,而部分地方政府的错误政绩观叉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非理性行为是当前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必然结果.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中,一方面社会大众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中央政府推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导致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地方政府树立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政绩观,相应的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是关键.     

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风向标,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特征可以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活力.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2008"年度20个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为研究单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和分析地方政府干部对本地政府创新项目的认知和态度,从创新动因、创新动力和阻力、创新价值取向、创新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出发,得出研究结论: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改革创新具有突出的"低风险取向",创新过程中公共参与不足,地方领导的"精英作用"和基层政策空间是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力量,创新的可持续性也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和支持.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观察和判断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信息.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官”腐败治理中的作用与职能优化

"村官"腐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村官"腐败问题的成因、特点、危害及治理对策等方面,其中,监督机制是治理"村官"腐败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级组织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权力制衡、全面监督、全程监督、全民监督的优势,能够有效制约"村官"腐败行为的产生。发挥及优化村务监督委员会治理"村官"腐败功能的对策:一要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二要提高监督人员的专业性,三要加强监督工作的互动性,四要转变监督重点,五要加强自身建设。     

消除惰性增强动力——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地方政府思维和行为的学理分析

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创新实质上是打破原有管理型政府模式下权力结构、重塑利益结构的过程.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会以不同的博弈策略参与进来,成为权力博弈的局中人.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目标和资源配置权的双重角色,从而成为服务型政府创新的主体.但由于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特别考量,致使地方政府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存在"惰性"思维,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应从制度创新环境、利益分配等多种角度,消除地方政府的"惰性",增强其创新动力.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视角

近年来,政府治理机制对于转型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致力于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来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予制度因素的解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解释框架——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认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沿袭这个框架,从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和FDI过度竞争三个角度阐述了这种政府治理机制的成本及其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文章认为短期内通过机制补充和内部修正可以维持这种模式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长期看来,这种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由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公共政策、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逻辑

公共政策、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是伴随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公共政策制定是村民自治的运行基础,村民自治为公共政策执行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农村经济发展与基层民主运行互为因果,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变迁并有助于村民民主价值观的形成;村民自治隶属程序化民主的治理方式,通过合法竞争充分彰显民意。公共政策执行与政治参与的适应程度是决定农村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其不仅为民主的发育提供充分的空间,而且维持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制度本质

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行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需要。宪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物,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基层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自身鲜明的制度本质。     

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腐败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正>村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工具,也可能成为获利掠富的手段。为了治理村干部腐败,全国各地开展了很多实践探索,包括建立村务监督机构的制度安排、"村财乡管"的制度创新、规范村干部"小微权力"的制度探索、村级设立纪检委员的治理实践,其本质都是对村干部权力形成监督和制约。然而,村干部权力集中与村民的民主"无意识"使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农村发展,农村稳定及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多年,然而这一制度的效果并不像预期那样,村民自治还面临着许多困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村民自治愿望日益强烈与不能满足村民自治的现状构成了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一大悖论。面对这种情况,村民自治该何去何从,成了我们面对的一大问题。主要从整个农村自治制度从发,通过对其参与主体、运行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分析,来找出这一悖论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